序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张慧瑜）

序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张慧瑜

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鼓励学生们用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非虚构创作，这本书就是一次以“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为主题的写作实践，参与者主要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下面我想简单谈一下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在梳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传统和历史的过程中，我认识到非虚构写作与美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非虚构写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新闻主义，主张把新闻事件放置到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是带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深度报道。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种非虚构式的书写方式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从古典时代的历史写作，到近代以来的游记、旅行见闻，再到科学家的田野报告等，都带有非虚构的痕迹。在20世纪历史中，如果说美国出现了新闻调查式的非虚构文学，那么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形成了报告文学的传统，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报告文学。在这种思路之下，我发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非虚构作品，这就是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报道，而且成为20世纪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春天，我在凯风基金会资助下组织了“凯风沙龙•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项目，邀请相关研究者、作家来与学生们分享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的故事。如请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老师讲白求恩的故事、对外经贸大学阳和平教授讲他的父母阳早和寒春来中国的故事、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老师分享《红星照耀中国》与斯诺的故事等。借助国际友人的目光，我们得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对20世纪中国经验进行再反思。近些年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经常跳过20世纪历史，把当下与古代对接起来，这就使得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中国历史变得非常暧昧，或者说现当代历史处在被遗忘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无须突显一种现代焦虑感，反而需要追溯传统中国和悠久历史来作为现代中国的源头；另一方面，在这一后革命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当代性都消失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当代不再是冲突关系，20世纪的革命也被解释为一种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复活。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国际友人的视野回溯20世纪历史，是为了找到一种进入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方式，重新获得一种现代感和当代感。

这些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报道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类非虚构作品。他们有的是外媒驻中国记者，也有的是参与中国革命、社会实践的技术专家。这些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故事，大部分属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范围，而且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对外宣传。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的《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所写的延安报道等，成为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根据地治理的重要方式，也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援。这些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除了撰写大量新闻报道之外，还参与到中国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甚至有的留在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新闻领域的爱泼斯坦、著名医生马海德等。

这些国际友人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新闻记者，他们在根据地采访调查，对外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延安、解放区的报道，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报道是捷克新闻记者埃尔文·基希用德文写的，他是共产党员，也是最早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战斗性、介入性文体的记者。30年初期他受苏联委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量的实地采访，1933年出版了一本《秘密的中国》，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1936年作家周立波陆续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安排下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度采访，上至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红军战士，斯诺以独特敏锐的记者视角观察延安，描绘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使得《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文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部书作为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第一次讲述了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了解当时中国真实状况的作品。其他如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他们也用英文写了很多中国报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友人除了记者的身份外，还亲身参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工作，如史沫特莱参与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外语教学，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等卫生运动。这类外国记者、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相互间的人际网络、信息网络如何组织和维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目前鲜有人研究和整理，这其实联系着一种被历史遗忘的国际视野。比如整合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英国援华会在国际援华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援华会筹集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白求恩的国际和平医院，而其出版的刊物《中国报道》最早刊登了有关白求恩、斯诺和史沫特莱等的文章，其中《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援华会的左翼读书会出版发行。这些“中国故事”文本背后的人际网络、传播网络、权力网络甚至是资金网络，都是考察20世纪中国对外传播机制的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类是科技、技术专家，如写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的韩丁以及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韩丁是一个农机专家，受《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来到中国，1945年参加联合国的项目，一开始给国民党服务，后来到北方大学担任英语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亲身参与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地改革，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解放之初他留在中国，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1953年回到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花十余年完成《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中国土地革命和人民翻身运动的史诗作品，这本书的影响力在西方仅次于《红星照耀中国》。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韩丁担任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多次回到中国，参与到80年代中国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实践中。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同学阳早40年代末期来到延安，就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在中国从事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奶牛养殖和牛奶质量提升作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位是燕京大学的电报专家林迈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林迈可和妻子逃到陕北，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技术顾问，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帮助根据地改造发报机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抗战后回到英国，他写了一本《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写了他对根据地的观察，其中提到他认为当时根据地有两点做得非常好，一是后勤保障工作，根据地虽然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但通过高效率税收和群众动员，让士兵打仗没有后顾之忧，二是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中共的高级密码很少被日军破获，而根据地的通讯网络也非常畅通。这些都涉及到根据地的行政和社会治理经验。还比如英国人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他们40年代末期被派到中国观察土地革命运动，后来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研究中国土改的社会著作。其中大卫·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和白求恩认识，他们都受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柯鲁克夫妇完成土地革命调查之后，就一直留在中国，甘心为中国培养英语和外交人才，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始人和重要参与者。从这些不同领域的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与革命实践，可以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和建设与国际援华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第三类是从事摄影、电影等影像工作的艺术家，如伊文思、布列松、安东尼奥尼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30年代来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把中国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组成部分，并在武汉“偷偷”赠送给根据地一台摄影机，袁牧之、吴印咸等30年代从上海到延安的左翼电影人用这台摄影机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70年代伊文思又到中国拍摄，这就是由12部独立纪录片《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北京杂技团练功》、《对上海的印象》等组成的《愚公移山》，这部纪录片提供与常见的“文革”影像不同的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40年代末期到中国，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做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上海，当时的布列松为美国《生活》杂志供稿，他正好见证了上海解放的全过程，于是，后来出版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摄影集，展示了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50年代后期布列松又被邀请到中国来，这次拍摄的照片在西方发表后，国内展开了对布列松的批评，认为这些照片丑化了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与此相似，70年代后期，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邀到中国拍摄了记录电影《中国》，也遭遇了50年代的布列松相似的情景。这些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多次到中国拍摄作品，他们的关于中国的影像在当时和事后引起了极大争论，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所引发的误读，更应该看到这些影像工作者与20世纪历史中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到80年代末期冷战终结，中国也处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网络之中。

当然，还有许多曾经在中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际友人和组织，被历史有意无意遗忘或忽略，对他们的发现和梳理将是进入20世纪历史的重要方式。国际友人的经验和叙述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图景。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左翼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我们审视与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这种历史重返也需要避免用怀旧的、崇敬的心态将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浪漫化，借由国际友人重建我们与20世纪的对话关系，其落脚点仍在于更全面、公正地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2019年底，我组织研究生按照各自兴趣，分别写一位国际友人的故事，我们定期举办讨论会，共同商量写作方法和写作角度，有的还以国际友人为主题发展为硕士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邀请好朋友、也是批评家、作家李云雷参与其中，他早就写过两篇非常好的国际友人的故事，也对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历史有深入理解，他对学生们的初稿提出了很多有帮助的修改意见。这两年来，感谢凯风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老师和项目经理周安安老师支持“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项目，并提供场地供大家举办沙龙活动。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推荐清华的研究生参与写作，使得两个高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知识上的互动。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陈强老师的信任和辛苦付出，把这本书和2020年出版的《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作为“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的系列丛书。

最后，要感谢参与写作的十余位90后研究生们，感谢他们愿意花一两年的时间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将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他们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谭晓祺、黄嘉莹、刘纯懿、田文佳、张鑫智、马遥、杨悦言、苏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吴余劲、李颖、叶倩、徐鹏辉、李嘉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白晨雨、杨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沈英子，感谢我的学生谭晓祺组织和协调大家的写作进度。我们以这种方式重返国际友人的历史，也重返20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场，相信更能深刻理解“中国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大问题。在此，不得不提到白晨雨博士的意外离世，这本小书也是对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好友、同道的纪念。

2021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殊年代，谨以这本小书向20世纪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这些“不远万里”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不仅用笔记录了20世纪中国的巨变，也用专业知识参与到改天换地的社会改造中，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著作是讲述20世纪历史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2021年9月21日中秋节

燕园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