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败之路》的原文摘录
俄国军界也认识到了这个浅显的事实。1901年,《军事汇编》向读者介绍道:「殖民化问题是关乎倭国生存的问题。很难想象,失败将迫使倭国永远放弃对朝鲜的图谋,并且最终与新秩序和俄国日渐增强的势力达成和解。后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教训。为了在朝鲜达到宣传目的,倭国人通过实施校园渗透、安排儿童游玩活动、节日庆典、民间娱乐、分发书籍等手段向朝鲜人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朝鲜、倭国两姊妺与清政府弟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应当和陸相处,共同抵御来自北方的巨熊——俄国的侵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鼓动性的宣传取得了成功。」当时,朝鲜对其他国家暗藏敌意,特别是在对待欧洲国家上相当传统。
1898年3月,倭国政府试图以承认中国东北是俄国特别利益区为条件,换取彼得堡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最初,俄国拒绝了该提议,但后来妥协了。尽管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但是很快在朝鲜便出现了有组织的排外抗议活动,并且势头渐盛。1898年3月22日至23日,俄国教官被迫离开朝鲜。显然这种妥协无法令双方满意,因此双方继续就朝鲜问题展开磋商。最终,彼得堡与东京订立协约。4月25日,俄国驻倭国公使罗森(Р. Р. Розен)与倭国外相西德二郎签署协定,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且内政不受干涉。与此同时,俄国承诺不妨碍倭国在朝鲜的贸易,而电报租让权则由两方瓜分:俄国边境至汉城段归俄国所有;朝鲜海峡至汉城段归倭国所有。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不向该国派遣军事教官。事实上,这意味着倭国已经在朝鲜占据统治地位。在经济方面,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令俄国难以企及的水平。
1880年代初期,朝鲜的贸易伙伴只有中国和倭国。1882年5月21日,朝鲜与美国签订开国通商条约:同年6月6日、30日,朝鲜分别与英国、德国签订此类条约。尽管如此,各项外贸指标几乎保持不变,倭国处于领先地位。1886年,倭国与朝鲜的贸易额为250万美元。同期,俄国与朝鲜... (查看原文 )
强攻于8月24日结束,攻城部队收效甚微但损失惨重,他们被迫由进攻转向包围。据第三军参谋部统计,倭军在战斗中死伤14000人。在夏日的阳光下,俄军阵地前尸体堆积如山,弥漫在城市中的臭味让人无法呼吸。在阵地上,尸臭味完全令人无法忍受,即使向倭军分发浸透着氨水的毛巾也于事无补。在某些区域,每一个半小时必须轮岗一次。俄国守军损失近3000名兵力。显然,如若没有舰炮(向陆防阵线调派的1门6英寸口径、10门75毫米口径、9门47毫米口径和8门37毫米口径的火炮)和抽调上岸的舰员(21名军官和2246名士兵)的协助,保持防御是不可能的。
围困要塞需要大量的物资和援兵。此时有的、完善的交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乃木的难题,否则要塞的围困计划将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实现。大连——维特「最欣赏的结晶」——依旧未受到保护。战争开始前,港口刚刚装配一新,倭国攻城部队和舰队享受到了它所带来的便利。正如英国记者所指出的那样,攻方「条件优越、优势明显」。从长崎出发的运输舰抵达大连仅需48小时,物资装卸需12小时。货运列车每日两班,早晚各一班。仅需3小时便可抵达攻城军队的物资分配站。乃木的部队从大连登陆中国,5小时后他们便出现在了旅顺港附近的战壕中。从要塞返回港口时,列车上搭载着伤员。对于倭国而言,大连这座城市已然成了一座大型医院兼后方仓库。轻伤伤员占据着所有未受损的房屋,重伤伤员则被直接送回了倭国。18艘医院船在大连——长崎线上往来穿梭。
某位战时在东乡平八郎的舰队停留7个月并且在乃木希典占领大连后造访过那里的英国人指出:「倭国人认为,使大连湾变得坚不可摧,这绝非难事。港湾中停泊着许多船舶、炮舰、巡洋舰、辅助巡洋舰、运输舰和医院船,即便如此,港内还有很多空位。」如果没有配套的港口设施,倭军便无法装卸11英寸口径、不可拆卸的克虏伯攻城炮。日军拥有24门此口径的迫击炮,其中18门部署在了旅顺港附近。至于重达30... (查看原文 )
在收到旅顺港沦陷的消息后,第二集团军司令格里彭贝格(О. К. Гриппенберг)提议,在乃木希典部队抵达奉天前发起反攻。库罗帕特金勉强同意了,但是拒绝抽调后备兵力支援行动。俄国第三集团军现役兵力已从1904年10月的21万人增至1905年1月的30万人;人员质量也有所提升,军官共计5600人,每个营约有15名军官;在武器装备方面共有1186门火炮、60门攻城炮、90门迫击炮(其中30门为攻城臼炮)及44挺机枪。与其他在倭军进攻前两三个月竣工的阵地不同,此地的防御工事是在倭军逼近时建造的,并且是在冬季。工程进展极为艰难。分散的乡村和院落化作防御据点,土房石屋(平房和酒厂)成为防御中心。
倭军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在着手布置自己的阵地,以便应对未来的战局。格里彭贝格不赞成对倭军重兵把守的堡垒发动正面进攻。他认为,战斗的意义在于打击倭军,而非占领黑沟台村,因此他提议使用7个团的兵力深入侧翼包抄敌军。库罗帕特金拒绝为这场战役提供增援,而考利巴尔斯也不愿以第三集团军的兵力支援附近的友军——第二集团军。据格里彭贝格证实,他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在倭国堑壕一线爆发战斗将迫使俄军撤至二线,如若这样,不如大胆地先发制人。
第二集团军司令的意见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据格里彭贝格的参谋长鲁斯基(Н. В. Рузский)中将证实:「库罗帕特金从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几乎一直在自说自话。他的目标十分明确:在库罗帕特金将军唾沫横飞的游说下,在其他参会者的支持下,迫使格里彭贝格将军同意按照他所提出的计划发动进攻。」利涅维奇1905年1月12日(俄历1904年12月31日)所写的日记也证实了此事。当日,库罗帕特金主持召开会议,全体陆军司令及其参谋长、总司令参谋长出席会议,「格里彭贝格开始发言。他指出,现在不能发动正面攻击,因为倭军将击退进攻;除掩体、港口和据点外,倭军在各处部署了成排的铁丝网、狼坑和地... (查看原文 )
1902年1月30日,英倭两国缔结了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该条约明确了英国在中国及倭国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伦敦和东京承诺,一旦同盟国一方与第三国爆发战争,另一方严守中立(第二款);如同盟国一方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国家作战,另一方应直接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款)。由可见,该条约是旨在对抗俄国及其盟友法国的区域性合作协议。
作为对英倭同盟的回应,俄国外交部更倾向于发表声明本国在华政策保持不变。1902年3月17日(俄历3月5日),俄国对英倭同盟条约做出官方回应:「在对英国政府和倭国政府向俄国就此问题发布的友好通告表示认同后,帝国政府对该条约的缔结反应相当平静。中国动乱爆发后,俄国的政治指导方针从未改变:俄国要求友邻中国及朝鲜始终保持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俄国希望维持当前的局面,在远东地区彻底实现和平。」事实上,对于英倭同盟而言,保持立场不变的做法未必是上策。这种做法可能促使英、倭外交部门在俄国屯兵中国东北的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无论是对因布尔战争而损伤元气的英国而言,还是对结交了欧洲同盟的倭国而言,这都极为有利。
据英国专家估算,截至1902年3月25日,倭国已部署18.2万名受训士兵应对陆战行动;同时部署了17万名士兵守卫倭国群岛。东京自身的运力足以迅速转运3个师团:42000名军官、土兵,17100名担架兵、后备兵,16830匹马。据计算,如有必要,野战部队可集结30万人兵力(这比英国的预测值超出10万人)。伦敦对东京发动战争的财力水平和倭军陆战的后勤保障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倭国的行动目标极为明确:中国东北、旅顺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地区的俄军兵力约11.2万人,配备150~180门火炮,其中野战部队6万~7万人,配备130门火炮。1902年,倭国向盟国提交了对俄作战整体规划。第一,若春季或夏季开战,则在陆战队登陆的同时,派兵包围符拉迪斯托克和旅顺港要塞,然后迅速挺进哈尔滨... (查看原文 )
1902年8月至9月,在库尔斯克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原计划于1900年8月进行,然而义和团运动打断了该计划。除了时间发生变化外,其他事宜全部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演习日程上看,共有154个营、76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参加。此外,出动火炮348门。演习部队分为两支:一支是由莫斯科军区司令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领导的莫斯科军;另一支则是由陆军大臣、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领导的南方军。9月7日,库罗帕特金上将抵达军演区。10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作为总裁判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抵达军演区。次日,尼古拉二世抵达军演区。
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尼古拉二世接见了贵族和地方自治局代表。他承诺要进行改革,要让贵族和地方自治局成员加入州委会。尼古拉二世在向贵族表态时说道:「地方上的贵族们,你们是维护俄罗斯道德和秩序的支柱力量,巩固你们的地位是我时刻关心的事情。」至于地方自治人士,沙皇建议他们发展地方经济。这是内务大臣普列韦提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沙皇的全力支持。……
后来演习开始了,库罗帕特金上将的名字在俄国变得家喻户晓。在演习中,他展现了自己率领大部队作战的指挥风格,后来在中国东北他依旧保持这种指挥风格。由基辅军区部队和敖德萨军区部队组成的南方军有两支步兵军、一支联军及一个骑兵师,共计88.5个营、49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46个炮兵连(216门火炮)。南方军扮演侵略军,它需要穿越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经由库尔斯克州和奥廖尔州进击莫斯科。由莫斯科军区部队和维尔诺军区部队组成的莫斯科军则扮演守军,其军事力量包括两支步兵军和一支联军,共计77.75个营、36.5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198门火炮。按照作战计划,它应向奥廖尔州和库尔斯克州推进,迎击并驱逐侵略军。在演习的第一阶段,南方军因军力不足向「敌人」做出了退让。它计划逐步撤退到库尔斯克,占领此地作为防御堡垒,等... (查看原文 )
1890年代初,俄国的远东政策明显变得活跃,主要于1886年底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自1891年起,开始修建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铁路(全长7000余俄里)。1891年,铁路建设工作如期展开。竣工后的西伯利亚铁路能够极大地巩固中俄交界处的俄方阵地。截至1895年,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仍旧薄弱,兵力仅约3万人。自18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在库什卡战役后,俄国时刻提防该地区的英国舰队和清朝陆军,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冲突。1878年,英国海军中将杰弗里·霍恩比(Geoffrey Hornby)率领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俄国开始加固作为滨海边疆区行政中心、主要港口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防御工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因为只能依靠水运向此地输送援兵、武器和弹药。在此情况下,俄国远东军事力量的巩固直接取决于与世界海洋霸主英国之间的关系。
远东军事实力薄弱且顾忌与清军发生冲突,因此俄国太平洋舰队始终驻扎倭国。早在1861年4月,太平洋舰队试图在对马岛建立海上基地(即驻泊点)。5月英国护卫舰发现了该工程,并且立即上报倭国政府。倭国政府在英国外交代表的支持下提出抗议。鉴于德川幕府倾向闭关自守,同时俄国也不愿破坏与英倭两国的关系,因此俄国政府放弃了这一计划。187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远东的主要港口,每年冬季的结冰期长达4个月。此外,它与陆地相连,虽战时可为巡洋舰提供装备、弹药,却需巡洋舰往返数千海里;必要时,巡洋舰的维修及从运输舰上获得物资补给需另寻僻静岛屿。这座城市淡水资源匮乏,因此尽管农业人口增长缓慢,但也只能勉强维持自给自足。为此,俄国必须从欧洲各州抽调物资,通过海运补给此地。
基于上述原因,1875年长崎成为俄国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据点。俄国巡洋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长崎度过——从深秋到初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一处可供它们夏季停泊的地方。当然,只有在与倭国保持... (查看原文 )
在俄国新建铁路之初,东京已然感受到了正在逼近的危机。1868年,倭国推行明治维新。此后,倭国陆军和海军舰队迅速完成现代化转变。这一过程甚至在之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1859年,荷兰援助倭国;而后,法国教官在倭国执教;后来,「扶桑国」派遣臣民去美国军事学校求学,并于1870年在本国开设陆军学校。1871年以后,德国教官取代法国教官。很快,倭国取得辉煌成就。在倭国舰队建设方面,荷兰率先采取行动。1855~1858年,荷兰向倭国提供3艘小型战舰。此外,荷兰人还分别于1855年和1857年在长崎、东京建立海军学校,为倭国训练未来的军官。很快,英国人取代荷兰人。1873年7月,应倭国政府的请求,英国海军代表团——7名军官、18名士官和列兵抵达横滨,他们的到来为东京海军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训练效果立竿见影。《海事汇编》的评论文章指出:「借此可以推断,在英国教官和倭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训练取得了丰硕成果。舰队、船队成员的能力将大幅提升,在舰船的操控、保养方面,他们的水平将一日更胜一日。」此时,倭国舰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战经验。
1860年,倭国舰队中有1艘明轮汽船、2艘荷兰制造的护卫舰(装备10门火炮)、1艘英国制造的快速机帆炮艇及若干艘欧式帆船,这些舰船及相关机械均由倭国人操纵。1867年,在镇压北海道武士起义时,倭国陆军和蒸汽机船队获得了一次检验所学知识的机会。1869年,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下令建造一艘小型装甲舰,后来它成为倭国舰队中第一艘此等级的舰船。截至此时,倭国舰队已经收编了11艘战舰和8艘运输舰;各位藩主拥有35艘战舰,其中包括蒸汽机船和装甲舰。1870年代中期,倭国舰队中有2艘小型装甲舰和5艘蒸汽战舰——护卫舰、炮舰、两桅横帆军舰及皇家巡航艇。
1872年12月28日,倭国通过立法规定所有20岁以下的男子必须义务服兵役3年。1875年11月21日,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强调该律法... (查看原文 )
1890~1891年,俄国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环球旅行,倭国是旅行结束前的倒数第二站。1890年11月4日,未来的沙皇从加特契纳出发,前往奥匈帝国。俄国舰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迎候他的到来。1月9日,舰队前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从那里启程前往埃及的苏伊士和印度的孟买。在埃及和印度,尼古拉拜访了当地的统治者和英国当局代表,狩猎,参观名胜古迹。此后,他陆续访问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和倭国。皇太子的旅行最终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奠基仪式告终。
俄国的亚速夫纪念号、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装甲巡洋舰和扎波罗热号炮舰与皇太子一同在长崎停留。1866年之后,俄国的舰队一直驻扎于此,海军医务室也搬迁至此(1858~1866年在函馆)。俄国军官在倭国的生活十分惬意,没人能够预料到「大津事件」的发生。1891年5月11日,皇太子从长崎乘人力车到大津城游玩。游玩途中,皇太子被一名倭国警察偷袭,头部连中两刀。与尼古拉同行的希腊王子在危急关头用拐杖打伤刺客的手,救下尼古拉,所幸他的伤势并不致命,恐怖分子也立即被周围的群众和人力车夫击倒。俄国各界对暗杀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1891年5月12日,在此次访问期间担任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巡洋舰司令的杜巴索夫(Дубасов)上校写道:「应当说,我们十分信任倭国人,这种信任是毫无节制的,未曾想,在我们的周围潜伏着危险分子,甚至还是警察。我们以这种方式(乘坐人力车——引者)环游倭国……在东方,在倭国,对于我们俄国人而言资源丰富:我们在这里比在自己家里地位还高,我们能够得到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最终,一旦与中国开战,倭国应该会成为我们唯一的盟友,它的港口将成为我们的作战基地。」
自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倭国开始谨慎地对待西邻俄国,然而「大津事件」并未对倭俄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无论如何,在俄国皇... (查看原文 )
正值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际,1894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1895年1月26日,长期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吉尔斯因病去世。他去世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А. Б. П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出任外交大臣。随着领导层的变动,俄国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沙皇支持建立海军且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面对东京在远东问题上日益强硬的立场,尼古拉二世决意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斗志。
1月29日,尼古拉二世在恭贺自己新婚的贵族、地主、市民和哥萨克部队代表团面前发表讲话,表明了此意。继俄国实施内政改革后,其外交政策也做出一系列调整,它们的成功给沙皇的初步行动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此时,君主立宪制计划与1905年革命几乎同时萌芽。1895年2月1日,在彼得堡再次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此次会议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在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时,参会者指出:为保护俄国利益,必须做好干预中倭战争的准备。
临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希什金呼吁俄国按兵不动:「在一定程度上,渤海湾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或许倭国在渤海湾沿岸的旅顺港和威海卫所发表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利益。但是,如果倭国将朝鲜据为己有,我们的利益必将受到侵犯。鉴于倭国政府向我们保证它不打算破坏朝鲜的独立性,因此,此时担心此事仍为时过早。」此时,彼得堡几乎对倭国的目标和英国可能持有的立场一无所知,因此,会议建议采取行动,联合欧洲各国维持现有秩序;若此计划失败,则再次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但是仅限于以下事宜,如「扩大我们在太平洋水域的舰队规模,使我们在这些水域的海军实力尽可能地强于倭国」。
俄国太平洋舰队拥有8艘巡洋舰(分两个级别)、5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这些战舰分散停泊在不同的据点,并且俄国未在这些水域布置装甲舰,因此俄国在这些水域处于弱势地位。18... (查看原文 )
4月6日,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大公递交谏书,指出:倭国的这些要求,特别是针对本应宣告独立的朝鲜的要求,对俄国而言极为不利。洛巴诺夫认为,倭国吞并旅顺港的计划侵犯了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此前俄国希望欧洲各国联手维持现状,显然这一愿望也落空了。英国拒绝举行抵制倭国的游行示威;法国是否认同俄国的计划、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仍不可知;德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朗。当日,外交大臣向尼古拉二世阐述了俄国的备选行动方案。他断言:「我们在亚洲最主要且最危险的对手显然是英国。毫无疑问,它对我们在远东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心怀嫉妒、充满敌意。一旦我们在亚洲遇到任何困难,英国的朋友总是落井下石。每当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习惯向清政府施加高压以达成目的。与之相反,作为海洋强国的倭国早晚都将与英国成为竞争对手,在本国的水域中至少如此。」
基于洛巴诺夫的提议,俄国制订了两项计划:第一,占领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此事极为必要,1894年,在甲午战争开始前,倭国政府颁布新令,限制外国舰船在其港口停泊,同一国家在倭国港口同时至多只允许停泊2艘舰船。在下关和谈后,新令生效,然而自身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允许倭国长期维持现状。第二,占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支援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对于这些计划,清政府必然不愿配合,因此,外交大臣建议与倭国达成协议。洛巴诺夫在报告结尾处写道:「我们当然可以与其他大国联手,特别是同样担心倭国因这场战争而实力大增的英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受到倭国敌对国的影响,以免日后破坏我们与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在这份文件提交5天后,即1895年4月11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召开大臣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决定继续执行与弱邻中国交好的政策。显然,此时德、法两国支持俄国维持现状的做法。坚决支持向倭国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倭军撤离中国东北的维特出席了此次会议。维特后来回忆称:「那时,我就... (查看原文 )
对于俄国新的政治方针,只有军方包括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将军和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Обручев)将军持反对意见。在甲午战争之初,对于俄国干预这场冲突将引发的后果,奧布鲁切夫将军曾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示威抗议,但是不能做出任何严肃、强硬的举动。若因(英国可能对每一步都施加干预的)示威而导致我们与距离俄国军队中心一万英里的国家开战,那实在是太过冒险且损失惨重。假设我方的计划暂时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与倭国结仇,给自己再树强敌,倭国将彻底成为英国对抗我们的武器。俄国在欧洲和中亚已经树敌颇多,因此不要在远东另立强敌。与倭国的4000万人口、强大的舰队、组织完善的军队和发达的文化相比,我们在整个东西伯利亚的人口简直微不足道,那里的工厂甚至都没有实现工业化。对于倭国而言,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它距离我们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仅一步之遥;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几乎在世界的另一端。若与倭国为敌,反俄同盟的阵营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在确保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军队集结速度减缓)的战略安全前,在远东问题上任何复杂化的政治关系都将使俄国立于危墙之下。由此得出结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不应与倭国产生争端,而应与倭国尽量达成符合我们利益诉求的协议。在向倭国提出撤离中国东北的友好建议后,如遭拒绝,我们应当就赔偿问题展开谈判,而非以战争为威胁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逼迫倭国倒向英国。」
总参谋长始终坚持己见,反对俄国在该地区积极行动、「开疆扩土」,因此他与年轻沙皇意见相左。1895年2月1日,在远东政策问题特别会议上,他对以欧洲大国的集体行动为导向的英俄联手施压倭国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此前特别会议已通过该提案)。奥布鲁切夫坚信自己的判断,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补充意见:第一,反对吞并「任何朝鲜岛屿」,实际上是反对变更阿穆尔州边界;第二,反对派遣波罗的海舰队远征太平洋。... (查看原文 )
俄国远东发展水平落后。俄国政府甚至无法确保邮路畅通,向通古斯送信甚至需要依靠犬只。1857年,外贝加尔移民迁居黑龙江沿岸,沿江建立了15个村庄。1857年,除西伯利亚十四机动营及其附属炮连的1100名军官和士兵外,此地仅有居民1950人。他们散居各处,最远相距1137英里。同年夏天,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新建35个村庄。目击者称,哥萨克不愿前往新领地,此次搬迁令他们深感绝望,并且伴随着「恸哭」。1858年,依据《瑷珲条约》,俄国开始组建阿穆尔哥萨克部队。1858~1860年,此地出现近100个居民点——村庄、军事哨所,如同黑龙江畔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日后它们将发展成城市。1860年代初,在黑龙江畔居住着近15000人。这为俄国按照新边界巩固领地,进而侵占领土、安排居民落户创造了机会。
1861年,俄国政府确立了一系列移民优待措施,如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100俄亩的土地,永久免除人头税,免除20年的土地税,免除10年兵役(这些措施实行至1901年,此后土地税免除年限下调至15年,并且所有优待措施有效期仅为3年)。移民过程漫长且代价高昂,并且时常发生意外。途中除丢失牲畜、财产外,移民还时常散居在没有道路、无法从事生产的荒芜沼泽地。1868年,在分布于400英里范围内的乌苏里营的5920名农奴中,仅有1527名男性;788个家庭中仅有1/7的家庭能够确保全年自给自足,而其余家庭只能依靠7~8个月的粮食补贴度日。哥萨克被迫给中国人做工,有的甚至鬻儿卖女换取口粮。1860年代,在乌苏里江地区分布着4万中国人,其中常住居民约1.5万人,其余或为采参人,或为淘金者,或为强盗匪徒。中国居民自认为是清帝子民,服从天朝官员命令,坚信俄国只是暂时占领此地,日后将会还地于清,因此他们按时向清政府纳税。
在此情况下,边境必然无法长治久安。1867年,不愿承认距离符拉迪沃斯托... (查看原文 )
1892年,俄国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达到182602人(军人除外),其中包括39722名城市居民,50916名农民,26261名哥萨克,14623名「异族人」(即当地的少数民族),33000名依据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14684名朝鲜人,447名倭国人,117名「其他国籍的外国人」及2832名流放犯。与人口总数高达1300万人的中国东北相比,这片土地堪称人烟稀少。在计算这片土地的人口时,可将萨哈林岛的人口截至1892年的20086人计入其中。1890年代,萨哈林岛南部居民以阿依努人(约3000人)为主,北部以吉利雅克人为主。倭国商人、渔民偶尔登陆该岛。1870年代初,此地居住着13000人,其中3000名俄国人,3500名倭国人,100名中国人,其余均为当地原住民。岛上的俄国人大多为军人,隶属于一支配备2门山地炮的步兵营。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转变。自1869年该岛成为流放地之后,岛上27.4%的居民为流放犯。他们主要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这满足了太平洋舰队的需求。除人口因素外,阻碍岛屿开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俄国无法保障领地的粮食供应。陆军部力求通过高价采购谷物支持该地农业,因此,1884年在乌苏里江南部地区购买粮食5万普特,1891年购买90万普特。尽管粮食采购增幅如此之大,然而1892年远东依旧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粮食短缺量为87.7万普特。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粮食进口填补了25万普特的粮食缺口,而剩余62.7万普特则依靠中国人从中国东北运入。
例如,1894年,乌苏里江地区从中国东北进口了价值83706卢布的商品,其中牲畜进口额为496235卢布,占进口总额的近60%。同年,中国还向该地出口各类农产品,出口额如下:食用油48201卢布;面粉47790卢布;小麦、春麦、大麦、粟米、大米、黍米和燕麦44136卢布;豆子40828... (查看原文 )
当代倭国历史学者写道:「整个国家,包括狗皇在内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为了遏制民众的愤怒,政府不得不请求天皇下达训谕,要求臣民掩藏显露在外的愤怒。在这段痛苦的岁月里,萌生了新的民族主义。」倭国当时的口号是「卧薪尝胆」「伺机报复」。同时代人不难发现这种情绪。1896年5月2日,马卡罗夫在向统领俄国海军部的阿韦兰中将汇报时指出:「局势日渐复杂,现在,倭国人已将俄国视作阻碍国家发展的真正敌人。他们认为,俄国已确立全面阻击倭国的目标,目前举国上下对我们怀恨在心。在倭国,与俄国开战合民意、得民心,一呼百应。」
事实上,修订《马关条约》条款只会使东京坚定发展武装力量、在大陆重新立威的决心。倭国驻华代表林董男爵在总结过往经验时表示:「如果需要新式战舰,那么我们就必须不计代价地建造新式战舰;如果军队的组织能力不够优秀,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即着手改进;必要时,我们应调整整个军事体系……如今,倭国必须冷静自持,以免引人怀疑;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巩固国家权力基础,关注东方动向,洞察时局,伺机而动。日后必会出现合适时机,当那一天到来时,倭国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东京吸取了外交失败的教训,迅速扩充武装力量。早在1871年,在倭国进行军事改革之初,倭国现代陆军的奠基者山县有朋元帅在编制倭国诸岛防卫计划时,已将俄国视为潜在的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已然浮出水面,但是为了与之抗衡,倭国也必须打造现代化陆军、舰队。舰队编制由总排水量为7.9万吨的69艘舰船扩充至总排水量为27万吨的156艘舰船,舰队扩容3.5倍。至1906年舰队扩充计划完成时,日本应当拥有一支由7艘战列舰(其中包括甲午战争的战利舰镇远号)、4艘岸防装甲舰、25艘巡洋舰(其中包括4艘最新型装甲巡洋舰)及145艘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截至1903年夏,计划基本完成,此时的倭国舰队拥有6艘现代化战列舰、1艘旧式战列舰、6艘装甲巡洋舰、19艘不同型号的巡洋舰及74艘... (查看原文 )
日渐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在舰队和炮兵领域的竞赛,给俄国的国家预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98年3月13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提议召开一场关于限制军费开支的国际会议。当然,他首先考虑的便是俄国在军备竞赛中难以紧跟潜在对手步伐的这一事实。此外,他还提出了一项在十年内限制俄国与奥匈帝国野战炮兵武装的协议草案,此项提议得到了外交大臣的支持。类似的倡议颇具俄国特色:1868年,俄国主张在彼得堡召开国际会议,商讨爆破枪弹的禁用问题(倡议的发起人恰巧也是陆军大臣米柳京);1874年,主张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会议,确定军事法规及惯例(该倡议因英国的反对未能实现)。库罗帕特金的提议得到了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支持,他表示:「现在我们在远东正要迈出关键的几步,因此向欧洲证明我们维护和平的意愿迫在眉睫。」
在尼古拉二世的倡议下,1899年5月18日,限制舰队、陆军兵力及军备增长的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7月29日(俄历7月17日),在沙皇诞辰当日,参会各国签署多项文件。27国代表出席会议,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土耳其、中国、伊朗、倭国等。尽管在解决主要问题停止军备竞赛方面未找到可行之法,但是会议通过了《国际纷争和平解决公约》(国际仲裁法院)、《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以及1864年《日内瓦公约》针对伤病者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这些条文1868年编制,但是它们不作为强制性的国际法规)。1907年6~10月召开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44个国家参会,除了第一次参会的国家外,新增了17个中南美国家。此次会议通过了13个公约。1899年和1907年的会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国际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许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只能暂时搁置。讽刺的是,各国代表商定将于1915年再次召开会议。 (查看原文 )
1896年5月,清政府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抵达莫斯科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北京方面高度重视此次外事活动。此前,在修订《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一事上,俄国向倭国施压。借此机会,清政府选派重臣赶赴俄国表达谢意。此外,在战败国赔款方面,俄国也向北京方面施以援手。依据1895年7月6日订立的合同,俄国向清政府提供4亿金法郎的款,年息4厘(以中国的海关收入为担保)。趁李鸿章逗留俄国之机,1895年6月3日,「和平渗透」中国政策的拥护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签署了一项为期15年的中俄防御同盟密约。
根据密约第1款之规定,倭国若侵占中国或俄国的领土即触发此约,应立即照约处理。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应向俄国兵船开放所有口岸,清政府有义务向船队和船员提供全面援助。此外密约还包含其他可引发严重后果的重要决议。在修建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铁路方面,彼得堡方面改变了过去沿黑龙江修建铁路的想法,转而谋求借道中国领土。因而密约的第4款规定,北京方面同意接筑一条途经中国领土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以便战时协助俄国运兵入清。最初,李鸿章断然反对签署特许条款,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
维特极力拥护「借满洲之地,接俄国之路」的方案。一方面,该方案的实施将极大地缩短铁路的里程和修筑的期限;另一方面,在中国的领土上修建铁路改变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原定使命。维特回忆道:「那时,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看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完全不是一项政治军事任务,只是一项关乎内政的经济任务。也就是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希望,依靠这条铁路,使俄国与边陲地区——滨海边疆区建立起最短的联系。换言之,在亚历山大三世乃至尼古拉二世眼中,整条西伯利亚铁路只有经济意义,即只具有防御意义,而没有进攻意义,因此,不应将它当作侵占新领地的工具。」直到1896年,它才演变为这种工具。维特将「和平渗透」视为经济扩张,但是他显然高估了它的作用... (查看原文 )
李鸿章不满这些条款,他试图反对在华修建宽轨铁路、反对俄国享有沿铁路运兵的权利,但是最终他还是妥协了,只谈成了禁止俄国士兵在中国东北停留的条件。事实上,铁路和出让的领土由华俄银行依据治外法权原则实施管理。在中国境内,当时的银行和铁路有权享有的待遇及设施是:专用船舶;军事安全保障;城乡居民据点;发行纸币;建立学校;海关特权(东清铁路所需货品仅需按2/3的比例支付关税)。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俄国均享有军事运输权。除了这些让步,中国还向俄国兵船开放港口。此项经费由俄国国库承担。在东清铁路运行之处,俄国应向北京支付760万金卢布的补偿款;东清铁路公司股本中的1000股分配方案为俄政府占700股,私人(华俄银行领导人)300股。
由此可见,俄政府彻底成了这条铁路的主宰并且对其加以控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伪装。1899~1902年驻倭公使伊兹沃利斯基断言:「维特伯爵在满洲的事业简直毫无益处,甚至说,这项事业本身就十分危险,对于俄国外交事务尤为致命,可以说,它就是催动俄倭战争的根本原因。」我们很难驳斥这一评价的正确性。无论是在直接还是在间接意义上,「和平渗透」的逻辑都使俄国政策日渐偏离正轨,最终招致战争。这是维特始料未及的。他力求通过他认为可靠的方式掌控所得的土地。1897年12月,他曾写道:「从政治军事角度出发,在征用地带迁入稳定的俄国居民,使其自力更生并且成为巩固铁路周边区域的堡垒,这是非常可取的。」
当然,组织迁徙是需要资金的。那时,东清铁路尚未赢利。1897年,租界区收入960万卢布,而铁路的修建、经营保障所需开支高达9270万卢布。截至1900年,上述数据分别增至2190万卢布和2.636亿卢布。对于华俄银行的股东而言,这项事业是有利可图的——股票的股息持续上涨。1897年,股息为7卢布50戈比,1898年为13卢布,1899~1900年为15卢布。1903年7月11日,东清铁路(... (查看原文 )
1897年11月14日,在海军上将奥托・冯・迪特里希(Otto von Diederichs)的指挥下,由3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队驶入青岛。从军舰上下来200余人,他们立即切断了电报线路。而后,在海上扫射的威胁下,中国守备军被迫撤离青岛,并且将武器、弹药和仓库留给了德国人。次日,清政府宣布愿意按照惯例做出赔偿,措施如下:处决罪犯;给予受害者及其亲属资金补偿;今后若地方官未采取措施预防谋杀案件的发生,将严惩地方官。
得知德国在山东的行动后,李鸿章火速拜访了俄国驻京使团,以期向自己的俄国盟友寻求帮助,因为他坚信在莫斯科已与俄国结成可抵挡任何列强入侵中国领土的防御联盟。1897年11月16日,负责中国事务的俄国代办报告称:「中国人极为震惊,惶恐不安。李鸿章以清政府的名义恳地寻求建议与帮助,唯恐德国人使用武力强占该港。」清政府求援的态度越来越坚定。当日,李鸿章请求俄国向青岛派遣舰队,从而逼迫迪特里希的舰队撤离中国水域。最初海军少将杜巴索夫(Ф. В. Дубасов)收到了要求向山东沿岸派遣部分军舰的指令,这给北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然而彼得堡很快便推翻了这一决议,对事件的发展听之任之。清政府无比失望,因为第三国的干预是它摆脱困境的全部指望。
1897年11月20日,威廉二世发表宣言,宣称:德国在山东海湾的行动与俄国无利害关系,德国期望提高本国在中国的威信。根据德皇的说法,柏林的影响力简直低到令人无法容忍。宣言主要是用来回应尼古拉二世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显然,德国目前正在遭受清政府的不公待遇。作为君主,我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彻底纠正这一切。我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德国君主都对俄国君主陛下的政策予以支持。现在,在行动前,我想知道俄国君主的观点,即俄国君主是否与自己想法一致,现在对行动计划进行任何变更都是在助长清政府及其民众践踏德国尊严和利益的不正之风。」
事实上,德国早已采取行动,... (查看原文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出海口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海军。波罗的海、黑海及鲸海的出海口无法满足俄国的需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的出海口距离太远,并且与大陆无紧密联系。受墨西哥湾暖流影响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地区荒无人烟;科拉半岛及其不冻港人烟稀少,1880年代此地的居民大多来自挪威和芬兰,并且这里不通铁路,煤炭是港口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而最近的煤矿则位于新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俄国唯一可随意进出大西洋的不冻港——叶卡捷琳娜港在1890年代事实上荒无人烟。1899年,在它西面的海岸上,在一个较大沿海村庄的对面建起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港(摩尔曼斯克),然而由于没有铁路,这个港口迅速衰败了。1910年,在那里仅有374名居民。从科拉半岛的圣角到俄国与挪威接壤的边界,在摩尔曼斯克整条海岸线上(近1500俄里)常住居民仅约3000人672户。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地区占地面积为130210平方俄里,1914年这里的人口为12456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这里的铁路刚刚建成。1890年代,挺进太平洋似乎是最合理的方案。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俄国的要求,1897年12月1日,尼古拉二世派遣太平洋舰队麾下军舰突袭旅顺港。由此可见,维特的「和平渗透」政策从一开始便是个错误。没有武力的加持,它是行不通的。首先,俄国以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名义威胁倭国;然后,俄国又为了逼迫清廷就范而打破原则,并且以武力相威胁。俄国舰队一如既往地驻扎在倭国长崎,在那里两艘英国巡洋舰警惕地监视着它,因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俄国指挥部担心晚于规定时间抵达旅顺港;另一方面,俄国人不愿与英国人发生冲突。
俄国向外放出消息称,舰队将以保护俄国臣民为借口前往朝鲜,因此只有一组军舰被派往旅顺港。但是这个谎言没能骗过任何人,几小时前,英国观察员已经出发并前往关东州沿岸了。先于俄国军舰抵达该城市的英国人曾试图阻止他们进入港口。尽管如此,... (查看原文 )
1898年1月4日,清政府畏缩了,接受了柏林的基本要求:向德国出租青岛50年,并附修建防御工事、维持守备之权;以潮位线最大处为起点,建立宽为100里的中立地带,只允许德军驻扎。此后,德国外交部又要求将租期延长至99年。6日,应德国的要求,租期被延长了。在双方就租界外的铁路修筑权和矿藏开采特许权问题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后,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接受了为期99年的以青岛湾为中心半径50千米的山东领土租界条约。于是,这颗「无椟的珍珠」——提尔皮茨这样称呼青岛——落入了德国之手。
最终,彼得堡方面(通过行贿)成功地解决了与清政府关系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俄国向清政府官员秘密分发100万卢布,仅李鸿章一人就于1898年3月28日收受了50万两白银。1898年3月27日,在德国与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的三周后,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为期25年的旅顺港、关东州租地条约,且俄国有权续约。根据该条约,旅顺港享有军港地位,仅向俄国、清政府兵船开放,不向他国兵、商船只开放;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享有同等待遇外,其余地方面向各国商船开放。此外,俄国还获得了南满铁路的修筑权,通过这条铁路,东清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延伸至旅顺港军事基地、大连港(俄国人称为达里尼港)通商口岸。
租地条约签署次日,俄国舰队在杜巴索夫(Ф. В. Дубасов)少将的指挥下登陆旅顺港和大连湾。清军不战而退,撤出了俄国所划定的占领区。1898年3月29日的俄国政府报告中记载:「该条约是比邻大国之间友谊的自然结晶和直接产物,两国应竭尽全力维护广阔边境领土的安宁,造福两国治下臣民。在3月15日的外交活动中,通过了俄国海军和平占领友国领土及港口的决议,这充分地证明了博格多汗政府完全正确地领会到了与我们达成协议的意义。」
尼古拉二世盛赞该协议的订立是「兵不血刃的胜利」。于是,自然而然地,威廉二世站在德国的角度对此事进行了评价。3月28日清...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