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还原：九龙城寨的真相

九龙城寨消失已经20多年，由于不再受到实体的束缚，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地将其拿捏和提炼，并移植到各种语境中。随着源自城寨的迷因不断涌现，它在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亦不断提升。我是从《BLAME!》、《铳梦》这类末世风格的日漫溯流而上，找到这一连接幻想与现实的载体的。在很长一段一知半解的时期里，我只是把它当作那些深邃、破败、邪恶的异世界的原型，并满足于“它曾是香港的法外之地”这样一个简单的论断。虽然一度很想去遗迹凭吊，又因为知道它已经片瓦无存、面目全非，而完全提不起兴致。这种情况本来并不会改变，直到这本《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出现在诚品的畅销榜上。

《黑暗之城》的作者Ian Lambot和Greg Girard都是摄影师，一位偏重人像，另一位则偏重建筑。在城寨宣布清拆到真正实现的7年时间里（87年－94年），他们频繁出入此地，为城寨留下了海量的影像。同时，在香港本地人Emmy Lung的协助下，他们还访谈了许多当时生活和／或工作在城寨的人，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这些最后一手的第一手资料构成了1994年初版的《黑暗之城》。由于印数有限，该书很快售罄。2004年，此书曾重制再版。目前的2015版则经过第二次修订，增补了新的内容，由照片、口述、文章穿插连缀而成。其中，照片来自两位摄像师，口述来自城寨的住户，文章则来自各路文人学者。除了都是关于城寨，各个部分间说不上有什么贯穿始终的脉络。但这种杂锦式的风格，却恰恰和城寨本身的生态极为相似，更拼凑出了它的概貌。对一知半解的我而言，阅读变成了不破不立的过程。许多关于城寨的成见随之湮灭，一个更加生动的城寨则在脑中建起。读过此书，我终于能够放心地去九龙寨城公园，而不担心原址新建的中式园林干扰我对城寨的想象了。公园之旅本身也非常有趣，其关于城寨的展览还大量使用了本书作者的照片。但接下来，还是专注于书中所及好了。

法外之地：九龙城寨的成因是历史的。为了清政府的面子，租用新界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里留了如下的口子：“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唯不得与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虽然“唯不得”一句令英国人得以在第二年（1899年）就把城内清军赶走，但从法理上讲，港英政府始终缺少在九龙城寨区域内充分行使统治权的依据。历来的中国政府也抓住了这一点，在城寨衙门早被鸠占鹊巢的情况下，遥遥伸张自己的权力。日本人曾在占领时期毫无顾忌地拆除了城寨的城墙以扩建近在咫尺的启德机场，但港英政府在1933年和1963年两次对城内建筑的清拆尝试都未尽全功。而每次清拆失败，都让在地居民意识到政府的能力边界，并因此在城寨内大胆扩建。70年代，城寨终于变成了占地2.5公顷、最高14层、密不透风的水泥立方体，并以此形象在历史及文化中定格。不过，不能阻止城寨的生长，并不等于对城寨完全放手。实际上，港英政府提供的市政管理服务，仍然是城寨存在的前提，这包括：垃圾和污水处理（出于对疫病的担心，这项服务是政府最重视的）；部分供水（政府在城寨周边的街头设置的水喉可以满足饮用需要，其他用水则通过私自打井获得的劣质地下水满足）；部分供电（在80年代宣布清拆前期才完成全部电网铺设，黑社会一直偷电供应未通电区域）；邮件投递服务（事实上邮差是对城寨由巷道、楼梯、天台、跳板和窗户构成的谜之通路最熟悉的人）；警察的治安巡逻（详见下节）。换言之，虽然城寨通常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地，但那只是部分真相。它的自组织行为（包括三合会、街坊福利会、房屋买卖制度等）仍然建立在政府服务所架设的基础之上。

黑暗之城：既然并非法外之地，“黑暗之城”的称谓与其说是比喻不如说是实写更为恰当（城寨内部的采光真的很差，许多单元根本没有窗）。像是“罪恶之城‘或“天使之城”所描述的，警察在边界嘎然止步的暴力社区，从来不是城寨的写照。即使是城寨犯罪事件（主要是黄赌毒生意）最为集中的50年代，警察仍然可以随时发动对城内违法勾当的清查。唯一的麻烦在于，由于没有名正言顺的执法权，当时抓到的犯罪分子只能羁押或驱逐出境，难以进入真正的司法程序。不过，随着城寨中的两起谋杀案告破、案犯被判死刑，其后的城寨实质上被纳入了香港的司法体系。三合会成员随之发现，城寨给他们带来的便利已不足以抵消不便之处，便逐渐将生意迁往他处。迟至六七十年代，由于巷深楼密，岔路众多，易于逃逸，城寨仍然是瘾君子获取毒品的重要场所，但其刑事罪案发生率却比周围地区更低。无照医师、无牌食物工场等较轻微的商业违法行为在城寨仍然大量、普遍地存在，三合会也在政府缺位处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但在城寨生活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自认为良民。多数居民的回忆均称其环境安全，经常可以不锁门，小孩也能放心地交予邻里集中照看。在城中光明街等地出没的道友（吸毒者），虽然和居民们处于同一个时空，却自成一个世界，两者间几乎没有交集。

自然社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九龙城寨一般被视为自组织社区或自组织城市的典型案例，这个社区就像一个小小的由水泥砖石构成的生境，是自然生长起来、并达到平衡点的。作为无政府主义建筑模式的绝佳试验场，城寨受到许多建筑设计师的关注和研究，其实际达到的成果也在许多方面超出预期。首先，是安全。所有城寨建筑都是未经专业设计的违建，后期的大厦虽然动辄12层到14层，却全都没有挖过地基。但本来很容易倾覆的大厦，却因为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获得了额外的支持，从而集体坚持到清拆之日。拥挤的楼群、狭窄的巷道、混乱的格局、私拉的电线也给城寨带来很大的火灾隐患，但不知是幸运还是居民格外小心，虽然早期城寨的独栋建筑不时被火焚毁，后期城寨却不曾发生那种毁灭性的大火。其次，是布局。城寨的房屋没有明确的用途规划，各种商铺或工场都是自发地汇聚起来的。牙医诊所和西医诊所，多半聚集在城寨东沿的临街底商，以便外来人就诊。工场分布在各座大厦的低层，所用到的机器越重，楼层越低。鱼蛋工场则因为味道恶臭，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内（在其高峰期，城寨供应了香港市面上八成的鱼丸）。民宅多在较高的楼层，外侧有自然光的单元售卖情况很好，但中心全黑的单元还是有许多空置。自由配置的结果是，城寨高峰时期的人居密度达到同期香港的24倍。再次，是交通。没有规划不等于没有需求。城寨居民仍然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各式问题，其中最有创意的应为路网的建设。一方面，整个城寨楼群只在最东侧有两部电梯，因此上下楼是件很麻烦的事。另一方面，地面的巷道狭窄潮湿，鼠群横行，相当可怖。于是，为便于行走，居民们利用楼与楼紧密相连的特点，打通了立体的空中道路。楼顶天台首先构成了另一个平面，连结了许多楼宇。然后是楼内过道，被破墙开窗等各种方式连结在了一起。虽然楼层并不平齐，最多会相差半层，但只要加个梯子或搭个跳板，也就不是问题了。

多元宇宙：作为世界上人居密度最高的地区，城寨的族群构成却相对单一。由于老乡带老乡的传统，城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潮州人。不过，虽然族群背景近似，居民的道路则大不相同，有的加入三合会，有的组成左倾的城寨街坊福利会，有的开店开工场，有的居家养孩子。身份立场不同，则眼中的观点乃至事实也大不相同，书中的口述精彩地体现了这点。比如拆迁赔偿，可以说是多数被访者其时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也在多处被提及。然而每次提及几乎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看法或建议，最后交织成罗生门一般的迷阵。到底那种观点对、那种不对现在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展现出城寨生活令人吃惊的多样性。但遗憾的是，本书对城寨真正黑暗面的展现仅限间接方式。虽然三合会对城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影响，但显然没有任何被访者会坦然承认自己是三合会成员（按香港法律这相当于自认有罪）；同样，也几乎没有对相关犯罪活动的回忆（除了一位幡然悔悟的前吸毒者）。

城寨与寨城：本书在提及此区域时，用到的都是城寨这一说法，对应的英文是walled city。这也是城寨居民及一般市民的用法。然而，在现时政府的官方提法中，walled city对应的却是寨城。相应地，在原址改建的公园也叫做“九龙寨城公园”。虽然只是颠来倒去的差别，体现的却是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对居民而言，城寨曾经是他们的家，对粉丝而言，城寨是流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换言之，都是值得记取的事物。但对香港政府而言，城寨只是城市中的一道疤，是不堪回首而急欲剪除的黑历史。很多人（包括我）都遗憾于城寨清拆太过彻底，未曾将部分建筑原址保留。对港英政府而言，这里固然有安全及成本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面子问题。不然，岂至于连名字都要改换？

香港中的香港：稍微多了解一些城寨的情况就会感到，同样为化外之地，又同样斩不断与身边庞然大物的联系，城寨之于香港，同香港之于中国有太多相似之处了。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向上生长与高密度、生机勃勃和五方杂处，也几乎如出一辙。书中James Saywell的文章《迷你城市的建筑》花了一定篇幅阐述和分析这种相似性，有兴趣可以参看。这里只想补提一个问题：因为管治权的回归而被强行终结的城寨历史，会否成为香港未来的预言呢？

涅槃：如本文开篇所说，实体的消失可能促进了城寨在虚拟世界的扩张步伐。书中Jon Resnick的《流行文化与城寨》一文，梳理了城寨对各种文化形式的影响，从电影、音乐，到漫画、绘画，几乎无所不包。目前对城寨最极端的继承，是日本名为Warehouse川崎店的游乐场。它以原比例对城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复刻（除了气味），其参考资料一定少不了铃木隆行的团队在1993年对城寨某栋大楼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成果：《大图解九龙城》。但若说到对城寨情况的了解，大概还是香港政府最多，毕竟清拆和搬迁工作要求他们切实掌握每栋楼每间屋的情况。不知道是否还有那么一天，香港政府不再以城寨为耻，而一座新的主题公园，会依托那些陈旧的资料，重新展现它独特的风韵。

一些明显的错误：192页的“1962年”有误，按后文所述，当为“1928年”；432页的“2014年”为“2004年”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