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应以分配为主
周其仁上个世纪80年代参与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深入到基础一线考察，长期撰文讨论农村问题，此前很多文章出书成册，我也读过两、三本。因此，中国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讨论我会比较关注周其仁的著作。
本书总共分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城市的功用，集中于对中国目前城市化滞后的探讨。城市化进程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从全世界排名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并不高，如果从数据上显示城市化率与GDP，亦或个人收入的关联度来看，都是成正相关。那么致力于推进城市化率就成了政府主要抓的经济内容之一。然而，这个内容实在庞大，包罗万象，尤其要解决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尖锐问题。而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讨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诸多不合理的安排，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则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第三本部分系地权的演变路向，第四部分主导机制的分叉，是放权还是还权，改革出发的深层风险何在。第五部分，确权走新路。土地转包之后还能走多远？新体制的拖泥带水，周其仁把问题的矛盾直指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
我想具体结合第二部分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与周其仁先生一致的。即推进城市化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周其仁给第二部分的总起概括为自由乃城市之基！
周其仁认为经济自由，就是行为主体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可以带给自己较佳经济后果的那一种用途。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了城市化——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集聚——的微观基础。要推进城市化率，那么就需要正视这些微观条件，逐步取消计划体制，给予人民应有之权利。改革开放并没有把加快城市化作为经济政策目标。有意思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一连串实际经济问题在无意中反而成了一系列反计划体制的经济措施，大规模向地方、企业、家庭和个人分权，并在行政分权的过程中开启了重新界定财产权利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重新确权的过程，财产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这是权利和自由的回归，而不仅仅是表层的经济繁荣。没有自由，何来繁荣？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落户。然而农民想要在一线城市落户那就难了。外来务工者户籍、子女教育、社保等都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与农民自由迁徙匹配起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发现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个如何理解呢？你比如看西部地区的城镇开发，多数是地广人稀，一排排楼房建设起来，无人居住，更不要提什么商业圈了，新城变为鬼城。何谓城市？城市是按照经济密度来定义的。人口聚集，商业分化，从而又刺激更多的人口聚集，生产率提升，收入增多。现在看来西部地区很多城市不叫城市。近些年更有“强制农民进城”的报道，比如重庆市附近的农村征地，把农民纳入城镇人口的“城镇化建设”。征用农地太方便了，相对而言农民进城居住的权利偏轻了。
户籍制度，中国人最熟悉的制度。医疗、社保、教育等等诸多权利都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实施和分派。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寸步难行。但不能把户籍与公民权利想挂钩，因为政治权利并不基于户籍制度。今天很多人把户籍制度与福利相联系，是因为他们凭借着户籍切切实实捞到了好处，比如一线城市的市民。把得到的好处看成是理所当然，那么就会无视农村人口的实际状况，因为农民并没有得到这些好处。悲哀的是，这种差异化的好处没有引起城市户口人对户籍制度的反思。
其实户籍肇始于严厉控制人口迁徙。当时为了重工业优先，没有资本怎么办？那就从农民的征集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剪刀差”，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耕种，哪里都不能去，即便在饥荒爆发以后，也从未放松过户籍管制。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支援城市，农民一直被国家极低的征收成本价压抑，如此强硬的制度措施犹如一座大山，压得农民喘不过气，硬生生地被压成“二等公民”。
谁都不能说计划体制是人人平等的，事实证明了计划体制是有等级的。严格的户籍隔离加剧城乡分化，分化出两个等级的人民：城镇人口是“一等公民”，农村人是“二等公民”。周其仁自己上山下乡三年的感受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转换可以通过财富积累，然而计划体制的等级转换是难上加难，除非强制性的制度被取消，否则是青天白日梦。
权利与自由，是改革的最终目的。过去胡温期间对农村地区的农资补贴、农基补贴、新农合补贴无不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这种二次分配看上去是为了农村人民的民生，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最近有些地区新农合报不上账就是一例。改革不应该再以分配为目的，而要切实地走向经济结构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获得自由和尊严，而不是仰赖国家政府的补贴，在农村地区丧失经济竞争力。
改革为了我们应有的权利。权利即正当性，没有正当性，就不是权利。权利与世俗道德观相去甚远。正当性与善，经常被人混淆。社会主义人士尤其如此，追求善。以为自己能够辨别善恶，最终人走上了扮演上帝的道路，打造人间天堂。苏联，中国的大饥荒莫不如此。
by 荔枝
本书总共分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城市的功用，集中于对中国目前城市化滞后的探讨。城市化进程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从全世界排名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并不高，如果从数据上显示城市化率与GDP，亦或个人收入的关联度来看，都是成正相关。那么致力于推进城市化率就成了政府主要抓的经济内容之一。然而，这个内容实在庞大，包罗万象，尤其要解决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尖锐问题。而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讨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诸多不合理的安排，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则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第三本部分系地权的演变路向，第四部分主导机制的分叉，是放权还是还权，改革出发的深层风险何在。第五部分，确权走新路。土地转包之后还能走多远？新体制的拖泥带水，周其仁把问题的矛盾直指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
我想具体结合第二部分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与周其仁先生一致的。即推进城市化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周其仁给第二部分的总起概括为自由乃城市之基！
周其仁认为经济自由，就是行为主体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可以带给自己较佳经济后果的那一种用途。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了城市化——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集聚——的微观基础。要推进城市化率，那么就需要正视这些微观条件，逐步取消计划体制，给予人民应有之权利。改革开放并没有把加快城市化作为经济政策目标。有意思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一连串实际经济问题在无意中反而成了一系列反计划体制的经济措施，大规模向地方、企业、家庭和个人分权，并在行政分权的过程中开启了重新界定财产权利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重新确权的过程，财产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这是权利和自由的回归，而不仅仅是表层的经济繁荣。没有自由，何来繁荣？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落户。然而农民想要在一线城市落户那就难了。外来务工者户籍、子女教育、社保等都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与农民自由迁徙匹配起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发现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个如何理解呢？你比如看西部地区的城镇开发，多数是地广人稀，一排排楼房建设起来，无人居住，更不要提什么商业圈了，新城变为鬼城。何谓城市？城市是按照经济密度来定义的。人口聚集，商业分化，从而又刺激更多的人口聚集，生产率提升，收入增多。现在看来西部地区很多城市不叫城市。近些年更有“强制农民进城”的报道，比如重庆市附近的农村征地，把农民纳入城镇人口的“城镇化建设”。征用农地太方便了，相对而言农民进城居住的权利偏轻了。
户籍制度，中国人最熟悉的制度。医疗、社保、教育等等诸多权利都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实施和分派。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寸步难行。但不能把户籍与公民权利想挂钩，因为政治权利并不基于户籍制度。今天很多人把户籍制度与福利相联系，是因为他们凭借着户籍切切实实捞到了好处，比如一线城市的市民。把得到的好处看成是理所当然，那么就会无视农村人口的实际状况，因为农民并没有得到这些好处。悲哀的是，这种差异化的好处没有引起城市户口人对户籍制度的反思。
其实户籍肇始于严厉控制人口迁徙。当时为了重工业优先，没有资本怎么办？那就从农民的征集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剪刀差”，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耕种，哪里都不能去，即便在饥荒爆发以后，也从未放松过户籍管制。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支援城市，农民一直被国家极低的征收成本价压抑，如此强硬的制度措施犹如一座大山，压得农民喘不过气，硬生生地被压成“二等公民”。
谁都不能说计划体制是人人平等的，事实证明了计划体制是有等级的。严格的户籍隔离加剧城乡分化，分化出两个等级的人民：城镇人口是“一等公民”，农村人是“二等公民”。周其仁自己上山下乡三年的感受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转换可以通过财富积累，然而计划体制的等级转换是难上加难，除非强制性的制度被取消，否则是青天白日梦。
权利与自由，是改革的最终目的。过去胡温期间对农村地区的农资补贴、农基补贴、新农合补贴无不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这种二次分配看上去是为了农村人民的民生，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最近有些地区新农合报不上账就是一例。改革不应该再以分配为目的，而要切实地走向经济结构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获得自由和尊严，而不是仰赖国家政府的补贴，在农村地区丧失经济竞争力。
改革为了我们应有的权利。权利即正当性，没有正当性，就不是权利。权利与世俗道德观相去甚远。正当性与善，经常被人混淆。社会主义人士尤其如此，追求善。以为自己能够辨别善恶，最终人走上了扮演上帝的道路，打造人间天堂。苏联，中国的大饥荒莫不如此。
by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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