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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已经自我反思了对于“开放”的史诗化表现，但问题不在于开放的程度或者说对于冲突的无视。开放（无论作为文化的包容并蓄/资本全球化/政治帝国化）这种价值观的通行不会早于英国的帝国化和美国的民族构建，在中国古代，所谓的“开放”只是没有主权与边疆的消极共存，或许宋元基于国家形态的略微变异而兴盛，但是把结构性变革的命运赋予一个边陲城市有点强人所难。所以一遇到明朝的反正，这点繁荣和多元立马烟消云散，这在西方难以想象。 可能出身于人类学，作者对东方主义有好强的情结，不是从本土材料（民间习俗仪式只是堆砌）而是从与西方的对比中勾勒出一个多元的泉州，本身就把西方的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逝去的不是繁荣，是所谓的现代性。但须知，不是帝国博物学、商业、海盗、多元的文化塑造了近代的欧洲，这只是全球化的结果。不代表泉州有探险家和旅行手记、中外交流、商贸和海盗就有前现代的曙光（作者想说的，只是在明清遭遇了挫折）。很像那种刚接触历史学抓特征而无视本质，这些观点和加州学派与东方新左派论述其实差不多，无外乎东方的地方性话语和习俗孕育了近代化的因素，仿佛大的国家都没有的，小的地方反而有了。 泉州发展夹在人类社会学理论和西方历史中，它本身作为一种区域发展模式的特点就被抹除了，何况这种模式都逃不开大一统国家的权力机制，为什么觉得泉州的阶段发展可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所以，繁荣贸易和多元文化的衰弱可能是泉州衰弱的原因，但是否能作为中国衰弱的一个隐射的象征。（如果中国因此衰弱，那奥斯曼伊朗印度又是因为什么衰弱于西方？）作为城市史，尤其是纳入中夏文明圈较晚的城市，想看的其实是市井小民生活和官方压力下的民间文化，作为正统的发源地和文化异端的冲击都太少了，作者志不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