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这不是一本研究《达洛维夫人》的学术作品,我也不是伍尔夫研究专家——老实说,我甚至没有读完她的所有作品。

准确地说,这仍然是一本文学漫谈,从《达洛维夫人》开始,进入这部小说的天地,打通小说中无数个洞穴与关隘,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然后将视线投向更远的地平线。实际上,这也正是五年来我和同学们一直在做的事。2018年,我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这个题目非常大,哪怕一节课介绍一个作家及作品,也难以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有什么了解。我一向不太喜欢上概论性质的课,走马观花往往就意味着浮皮潦草。所以,那时候起我就想选一本代表性的作品认真地读,读完之后,至少说起“意识流”“现代主义文学”之类的话题,同学们能够有一些切己的、细节的回答。

选什么书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代表,这当然是很主观的,为了契合一学期18周的课时量与学生的能力(大都是本科低年级的同学),我最后选定的就是《达洛维夫人》。比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来,《达洛维夫人》并不太长,能够在一个学期讲完,比起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伍尔夫相对来说又更好读一些;此外,这些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等观念的兴起,伍尔夫也更广为人知,哪怕没有完整读过伍尔夫的书,大家可能都听过“一间自己的房间”“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之类的“金句”。实际上,在这些年的文学教育过程中,我发现绝大多数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都没有被年轻学子认真读过,更不用提用心理解过,对文学名著的接触往往只停留在对其书名的知晓上。为了让“金句”不再只是“金句”,或者让“名人名言”回归到其生长的文本土壤中,我就想带领同学们把“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之后的整个故事好好读一读。

所以,有了这门课,继而,有了这本书。

五年来,我们一次次咂摸着小说中的细节,也一次次以这本小说为出发点,聊到了文学与生活中那些更丰富的话题。这本薄薄的小书被读得越来越厚:最开始我大概半个学期就讲完了全书,但现在,我一个学期还讲不完半本书——书的内容总是包含着阅读者投入书里的东西,当我们的阅读经验变得越来越丰盈,当我们经历的人生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书自然也就会随之变厚。上课的方式仍然是我一贯的细读课流程,每位同学都必须带同一版本的小说来到课堂——“文本就是我们的经书”——然后在我讲授每一章节之前,需要随机邀请大家复述情节和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课堂的讨论与教学的高效性。至少大家都是熟悉文本的,不单单是带着耳朵来听的,我们也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这一次读的是一个连贯的、耗时更长的文本,它具有某种排他性,也会形成一个相对更为封闭的阅读小圈子。以往,同学们可以随机地来旁听《堂吉诃德的眼镜》里的内容,因为每节课、每个章节都在处理新的文本和新的主题,但在面对《达洛维夫人》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坚持与耐心。

当然,意识流小说和以往我们谈论过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不同,它的情节很难用线性的方式总结出来,所以我会更期待同学们对细节的领受与把握,以及由文本所激发出的他们各异的生命经验。文学的阅读应该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它应该加入我们与自我的对话与诘问中,并参与到构建自我精神史的历程中。正是有了每一个各异的个体的回应,百年前的文本才会活过来,一部经典原本的价值只有在附加了一个鲜活读者的价值后,才能被看到。在这本书中,我觉得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也都是每当我讲完文学相关的内容后,得到的同学们的生命经历的回馈。我经常感到纯粹的、“就事论事”的纯文学批评很干瘪,好的纯文学批评固然会产生极大的智力或者审美的愉悦,但在回应我们处境之惑时毕竟会“隔”,因为它始终是把文学当成一个外在于己的知识或者技术来谈论,因而,“我读到的东西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成为我在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中最关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向内而非向外的问题。

我身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不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把文学做成学术可能是最远离文学的路径),他们也并不都是饱读著作的专业读者,很多人在上这门课之前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甚至不过一两本(如果本书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储备量也不多,同样不必担心)。所以,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就是,首先要找到一种有趣的方式让大家感觉,嘿,外国文学还挺好玩,我愿意花时间读一读、想一想;然后,以一部小说为出发点,自然而然地发散到对整个文学世界的复盘与沉思,最后,积极且有效地加入与经典文本的对话中———不再是单向度地、枯燥地研读一部作品,而是借由文本这个他者绕回到自己,把自己的经历、想法、困顿与领悟全都慷慨地交付出来。

聆听文学的最后目的是回答生活。

我想,再伟大的作品都不应该是供奉在神庙里受人膜拜的神祇,相反,它应该成为个体浇筑自我的基石。同样的,再有价值的作品,也不会如孤木般立着就能够释放其全部魅力,只有将其放置在整个文学传统乃至思想传统之林中,加以千百部其他作品的印证,才能被真正的解读和判断。一言以蔽之,文学的理解与解读不是单行道,而是纵横交错的思想图谱。

关于版本的选择,我也多说一句,因为如果读者想跟随本书把伍尔夫的小说好好读一遍,也需要和我们用同一个版本,书中有大量对于细节乃至词句的分析,只有相同的译本才能保证我们定位的一致性。我选的版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的译本,黄色封面,由孙梁和苏美所译,这个版本的译名是“达洛卫夫人”,但在中文世界中,“达洛维夫人”早已广为传播,故为检索和发音方便,本书中人名也采用“达洛维夫人”。选择这个译本的原因和文学或者翻译毫无关系:因为它最便宜,在网店甚至不到十元就能买到。我非常不想额外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也理解买书从来不是很多人的首选项,但为了保证课堂教学效果,我还是希望大家手里能有一本纸质书(同时我也会发该版本的pdf给大家),只能择其便宜者而买之。所有人一起翻开同一页,一起讨论那一页的同一个细节,这对一个文学课来说是非常美好的现场。

很多时候,我也会被问到译本选择的问题。冒犯地说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做翻译研究或者传播学研究的,任何一个译本其实都差不多,我相信每一个经典译本也都是译者呕心沥血的结果,也都有其个人特色。逮着一部译本中的误译抨击个没完,无非是傲慢与自负,毕竟译者译对的地方总是更多的,只是没那么容易让人沾沾自喜地捉虫。任何对翻译或者语言稍有了解的人也许都会同意,没有翻译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还原,再伟大的翻译也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翻译的困难不仅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甚至还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内部,因为人们所处的时代、阶层乃至职业的差异,语言本身也在不停流变着,所以,“哪个译本才是最好的”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徒劳。读外国文学,有能力的话当然直接读原文最好,但世界上千百种语言,我们又能精通几种? 这时候,选择相信译者并且感激译者就是最优解。我们不仅要像乔治·斯坦纳所谓的“对伟大的作家怀抱感激之情”,还应该对所有筚路蓝缕的译者怀抱感激之情。当然,在本书中,我还是会涉及一些词源学的讨论以及对个别译法的检讨,对伍尔夫的许多文本分析也需要还原到英文原文中才能获得理解,读者若手边有一本英文的原著对读,自然更好。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想那么细地读《达洛维夫人》也可以读读这本书,因为本书并不是《达洛维夫人》的导读、注疏或者句读。很多时候,我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以小说中的现象为出发点,继而探讨到这部小说不曾涵盖的范畴。整部小说没有分章,但原文中伍尔夫用分隔符做出过内容上的分隔,一共分为十二部分,正是时钟走完一圈的节奏,显然这并非随机分隔,代表了伍尔夫对时间元素的重视。不过,我舍弃了,重新按照我的主题把小说划分成十六个章节,每个章节讨论一个由文本生发继而扩展到整个文学史或者观念史的主题。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我在阅读和思考中反复琢磨过的问题,也都是我个人的趣味和关切所在。在每一章的讨论之前,我会尽可能详细地概括总结本章所对应的文本的情节梗概,读者哪怕不去读原文,也能知悉本章讨论的背景。

我有一个野心,就是通过讲述这一部作品,尽可能地触及更为复杂的文学演变、观念流变以及现实生活批判。所以,本书有一半左右的篇幅囊括上述这些内容,和我之前写作的《堂吉诃德的眼镜》一样,虽然在讨论中会涉及大量其他作品,但我都会对作品做简单的介绍,并摘取其中重要的片段分析和细读,读者读来不会觉得陌生。自然,这种介绍不同于传统导读性质的文学介绍,我一般会省略作者信息、历史背景,单纯只讲文本的情节或者技巧,我希望提供一种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方式。对于习惯了阅读作家逸闻趣事的读者来说,聚焦于文本的细读之法一开始有些难以接受。我在很多次非校内的、公共场合的细读实验中都遇到过这样的读者。不过,知道再多逸闻趣事,也许还是很难帮助一个人进入文本的字里行间,而实际上,经由细读进入肌理层面的盘剥与咂摸,本身就充盈着足够多的趣味。读者大可不必担心跟不上,文本细读是一门技术,但这种技术不单单靠大量阅读的训练得来,很多时候,它也倚仗一个人的感受力与生活经验。这也是我在课堂上,从很多阅读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读者身上发现的,他们的灵气与感受,已然奠定了细读的法门。

如果做一个比喻,本书的讲授和写作的方式,类似于依循平面图纸搭建三维空间。平面图纸就是《达洛维夫人》,分析它,解读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建构起一个更为立体的批评世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是我想勉力为之的。自然,这就涉及怎么界定文学批评的问题。我常常会被问:怎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解读没有违背作者的原意呢?我们是不是在曲解作者?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阐释学问题,在现代的语境中,“作者的原意”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作家并不会在写完一部作品后,把“作者原意”放在宝物盒子里,埋在大树下,看哪个批评者能精准定位,谁挖出来谁就揭开了原意。那么批评就沦为了解密,沦为了作者的附庸。“作者原意”更近乎一种预设的概念,每个作家在创作时当然会有一些确凿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在 反复的修改中,这些东西会慢慢移位、变形,有时候连作家自己都说不清楚。对于现代读者与批评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我们总是依据自己能读到的东西来解读文本,而不是依据作者摆出来的东西来解读,所以,重要的是你能读出什么,而非作者写了什么或者没写什么。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者甚至能为文本带来原本不属于它的内容———批评者令他读到的文字内化,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并最终择定文字的某种命运。其实,这并不是现代文学批评者的专利,在科耶夫解读黑格尔、舍勒解读尼采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解读者“六经注我”的痕迹。

从这点来说,文学阅读是一种互动,也是一场博弈。

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本质和注疏或者导读不同,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行为。这种创造当然不是天马行空地乱想,我在几年前写的《万千微尘纷坠心田》中曾经总结过,批评所有的创造都不是无根浮萍,作家的文本、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等资料都是切实的依据,依据这些材料,想象力才能飞扬起来。现在,我必须为文学批评再添置一个信条:从根本上来说,一切有抱负的批评所依据的,都应该是批评者成熟的道德立场。是什么决定着批评者选这部作品不选那部作品,解读这个细节而非那个细节? 是批评者的审美态度以及道德立场。这些年我慢慢感到,稳定坚忍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比审美的态度更为重要,因为从道德上对庸见、流俗与从众做出冒犯和挑战,所面对的风险是更大的。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有一本书叫作《知性乃道德职责》,原文为TheMoralObligationtoBeIntelligent,他说的正是有了知性但并不耽于知性所领悟的审美,而是要从道德立场上,向更为具体、真实的世界投去标枪。

我上的文学课与我接触的年轻学子,使我无法沉溺在纯粹学术化的文学评论中闭目塞听,而文学对我的教化又使我必须用一种比以往更激烈和绝对的道德立场做出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评论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