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树新义，历久弥新

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对应的是我国从南北朝到五代十国之间的历史。从乱世到盛唐，再回到乱世。在这段时间中，中原大地先是经历了五胡乱华，随后数度易主，但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奠定了如今中华民族的基本盘，同时也给后期更为稳定的封建制度打下了基础。黄永年老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对于一些前人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犀利的驳斥，也带来了许多新颖的研究视角。

民族融合

本书第一章就以一个新颖的观点开篇。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与前人学者及几乎已成定论。而黄老先生却独树一帜，他提出民族矛盾并非当时的主要矛盾，也未能影响政局，文人和武将的矛盾反而更为激烈。黄老先生在书中罗列了前人学者认为是鲜卑贵族以汉族为靶子发起的三次事件，并一一予以反驳，认为其中更多是官僚为了自身集团利益而发动的，并非具有针对性。

我个人观点认为，以现代民族主义视角代入过去固不可取，但断言那个时代不存在民族矛盾也属矫枉过正，有失偏颇。一方面，五胡乱华时期确实有针对汉族的事件，另一方面，在北魏时期，没有大量清洗汉官和当时的鲜卑上层采取的汉化策略密不可分。

自拓跋氏建立北魏以来，数位皇帝都致力于推进鲜卑族的汉化。他们早已充分了解任何势力想要稳固政治基本盘都离不开已经诞生成熟政治官僚体系的汉人文官集团。以汉人的方式治国已被证明是这片土地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保留少数民族的部分野蛮习俗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鲜卑贵族治国必须依赖汉人，他们不仅长期重用汉族官僚，自身的汉化也很严重。到了后期，从表面早已分不清鲜卑和汉人。汉族一直是一种文化认同而非纯血统论。某种程度上，鲜卑人后期已经被部分同化了，这才是民族矛盾缓解的根源。民族矛盾逐渐过渡到了官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上，真打起来不管是汉人，鲜卑人，只要对自身利益有害，则一视同仁。

关陇集团与士族门阀

关陇集团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北魏末年由宇文泰集结而成的关中和陇右军事门阀势力。北朝，隋，唐三代四国的开国君主都出自关陇集团，可见其重要性。黄老先生首先反驳了关于该集团先进性的认识，他列举了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多方面该集团的落后性。随后他提出了观点：一个统治集团的先进落后和文明野蛮与其能否统一国家没有必然关系。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一方往往不存在利用先进技术实现降维打击的能力，反过来，落后方往往因为对于民力的极度压榨而带来更强大的战斗力。事实证明，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落后一方获得军事胜利，而先进一方获得文化胜利，最终落后方在统一国家后吸取先进方的经验治理国家。

关于关陇集团还有另一个已被接受的观点，学者们认为关陇集团代表的是新兴地主封建势力，对抗位于山东和江左的传统士族门阀，且这项对抗贯穿了三个世纪。而黄老先生认为，自魏晋以来，传统的士族门阀一直在逐渐解体，直到南北朝后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本身就只是个伪概念。而考虑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士族门阀曾经拥有的世代传爵的特权也已消亡。黄老先生非常反感历史学者强行把个体间的斗争上升到群体之间的主观判断，许多历史人物的行为只是为自身利益考量，实际并不具备集团大局观意识。

盛唐衰败的必然

全书大部分篇幅其实集中在唐代。黄老先生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这两位在历史上评价还不错的皇帝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其德不配位。我也很反感将个体英雄化，过度强调个体在历史推进中的作用，但黄老先生得出这一结论更多聚焦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得位不正以及武则天的个人私德问题，将其和身为皇帝的才能混为一谈还是过了一些。历史总是具有时代局限性，人无完人，放在那个视角，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换另一方成事一样会美化粉饰自己。

后面的篇章中最令人感慨的是唐德宗左右逢源的一段。唐德宗虽然贵为皇帝，但地方被藩镇势力割据，军权更是旁落，这也是唐朝中后期皇帝面对的共同困局。在这种局面下，借力打力乃是无奈之举。朱泚判乱，唐德宗先用李怀光打朱泚，但实际上他也完全不信任李怀光，几乎不予援助。李怀光也反了，不得不再召唤李晟的神策军打李怀光。一通操作，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拿下胜利，又要开始提防李晟。最讽刺的是神策军还是为了应对藩镇特意独立出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中央禁军，结果最后也控制不力。

不论是藩镇的节度使还是禁军统帅，甚至身边做大的宦官，皇帝谁也无法信任。他只能在永无止境的权衡中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今天操纵内斗，明天削减他的官职，谁强大就处理谁，但木板这头压下去另一头总是会翘起来，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明末崇祯帝的窘境。历史永远在轮回，归根结底，这是集最高权力为一身的封建君王注定的宿命，也是封建皇权制度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