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力的世界中保持纯真的可能

韩江是光州人，她在光州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离开了光州，从此一直怀着幸存者的愧怍： 「那段經歷就像是一場核災，」我閱讀著遭到嚴刑拷打的生還者訪談內容，「附著在骨頭與肌肉裡的放射性物質，存留在我們的體內數十年，並且讓我們的染色體變形，將細胞變成癌症來攻擊我們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後只剩下白骨，那些殘留物也不會消失。 二○○九年一月凌晨，我記得我在觀賞龍山區一座瞭望樓失火的影片時，不自覺地嘀咕著： 那是在光州。 換句話說，光州是遭到孤立的，是受蠻力踐踏的，是被毀損、卻不該被毀損的代名詞。災難尚未結束，光州不斷重生又再度被殺害，靠著傷口惡化、爆炸，在血跡斑斑中重建。」

据说短短数十日内，仅有四十万人口的光州承受了派发给军队的八十万发子弹。光州是切尔诺贝利、是南京、是卢旺达，是所有惨遭屠戮又重新开始，或者再也不能重新开始的土地。 韩江久久地注视那些在暴力与不公中无辜死去的面孔，拿起笔，坐下来写书：「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她对生命本身有一种纯粹的尊重，所以她描写的暴力也有一种别样的「干净」，她不会像许多男作家一样视轻蔑肉体为一种写作技巧，她不是将肉身作为刑罚展演的舞台，而是切身又克制地描述肉体的损伤以及疼痛： 是一支很普通的筆——Monami黑色圓珠筆，他們將它交錯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間。當然，是穿在我的左手，因為右手還得用來寫調查書。是的，就是那樣扭轉的，往這個方向，這樣子。剛開始其實多少還能忍受，但是每天同樣的部位都遭受同樣的酷刑，久而久之傷口也會變深，血液夾帶著膿瘡流出，之後傷口甚至深得能見到裡面的骨頭。他們發現我這傷口已經見骨後，用沾了酒精的棉花把洞填滿。監禁我的牢房裡關著九十多名男性，絕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在相同位置塞著酒精棉花。由於彼此之間嚴禁交談，要是看見對方的手指間也塞著棉花，短暫四目交接後，便會立即別開視線。我原本也以為傷口都已經見骨了，應該不會再繼續對那個部位施予嚴刑，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明知那是最痛的地方，卻還是將棉花取下，繼續插上那隻圓珠筆，使勁地往更深處扭轉。 从此，那支最普通的慕娜美圆珠笔成了一种隐喻，它象征着人类的暴力、受害者对未能死去的愧怍、被侮辱和损害的羞耻，它成了「不可直视的日常之物」，成了曾经深信不疑的人文主义假面上一道虚伪的裂痕。它证明了人类的残忍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那是每一个人所共享的杀孽，是普通到像慕娜美圆珠笔一样的东西： 「我每天都會看看我手上的疤，就是當初見骨的位置，用手摸摸那曾經不停滲出血水、腐爛化膿的地方。每次只要偶然看見平凡無奇的Monami黑色圓珠筆，就會不自覺地屏息等待，等待時間能像一攤泥濘一樣將我洗刷殆盡；等待遇見真正的死亡，把我這份日夜縈繞在心、醜陋骯髒的死亡記憶統統抹去，然後徹底放過我、讓我解脫。」 我想这些就是罗新老师说的，能在「遗忘的竞争」中胜出的文本吧。有时候文学比历史久长。 从《素食者》到《少年来了》，韩江一直以诗意的笔触追问人类对同类究竟能残忍到何种地步，也始终在追寻于暴力的世界中保持纯真的可能。她对「人类的本质」有一种执着的痴迷，她反复强调人类所有的暴行不是仅由加害者完成的，其后果也不是只由受害者承担的，这些都是「全体人类」共同造成的悲剧，当悲剧一再上演时，即便只是「旁观者」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自我净化的难题。而这种「自我净化」可能比彻底反抗更为艰难，因为它挑战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而是要颠覆自身存在的根本：即人类身份认同的合理性。

她用极端的温柔写极端的暴力，又在热泪盈眶和冷眼旁观之间找到脆弱的平衡，她把“写”的动作放得很轻很轻，才不至于压断这些人物已经不堪重负的脊骨。她仍然在努力赋予亡者尊严，给生者抚慰，仍然没有放弃语言之于生存的责任，以及文学对人之终极的叩问——我觉得这种追求其实很古典。 德勒兹和迦塔利合著的《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里说，“弱势文学”的一个特征是“表述行为的群体性配置”，即个人无法独立于群体表述自己的主张。韩江获得诺奖也很有可能无法脱离“东亚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语境来解读，这既说明了世界文学仍然依循某种政治逻辑来分配读者注意力，也说明“弱势”正在“慕强”的内部孕育着某些革命性的力量。身为“minor”是“小”“少数““次要“，但我们不必以伟大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