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陷阱的“中国经验”——《去依附》读书笔记

本书是用中国的话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在叙事上有温铁军团队一贯的逻辑，给人启发颇多。但对下半场经济萧条危机的叙述只是草草带过。是"三反五反"太敏感？还是新民主主义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太过复杂，理论上没有做好准备？这未免有虎头蛇尾之感。同时，本书摘录的数据、文献很多，割碎了全书的实际内容。这可能也源于内容不足，不得不加些填充物使之成为一本书。毕竟后面一本书就写了"八次危机"。

主标题“依附”来自于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但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副标题——“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作者借鉴了“依附”这一理论概念，认为解决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国家独立后在经济领域的“去依附”过程。人民政府依靠土改和城市农村二元化等一系列体制，踩过了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雷区，走出了这一危机，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陷阱提供了“中国经验”。

危机的产生

建国后的危机实源于国民政府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危机背景下，民国因为银本位经历了法定货币贬值，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向国内传导，依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金融改革与国际接轨，开始了纸币时代，从此加入了国际经济危机的行列。在国内，改革后的金圆券一开始暂时平抑了通货膨胀，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物价重新开始飞涨。资本开始大规模转向投机，经济脱实向虚。因此，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紧缺成了中共接手城市以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

解决问题的弹药：货币

留守的城市居民和职工不能直接遣散，他们的生活需要钱。而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让"钱"不值钱，新的“钱”从哪里来？中共的选择是“物资本位”货币。（国民党在逃亡台湾前大规模搜刮民间金银储备，贵金属等位货币已然不可能。）

我党对这一方法并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山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践过。山东根据地的薛暮桥就明确提出“物资本位”这一概念。

“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甚至银行也可以采用“折实”的方式进行放款，强调贷款的生产性。如1942年的办法，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工商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

有了货币支持后，下一个问题是发行量。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以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以“大金融”的视角看，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显然会自缚手脚，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陈云等人认为，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增发是“做多”减发才是“做空”。货币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最直接的武器，在后续打击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与运营国家资本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民国时期也曾大量增发法币。但它在性质上是依附货币，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随着外汇储备减少，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工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涌入实物投机领域，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

解决问题需要向农村看

新中国的增发货币有何不同呢？答案就在于广阔的农村大地。发行出去的人民币并没有像法币一样大部分回流到城市，而是沉淀在了农村。首先，大国小农安土重迁，追求“在地化”的人口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因此市场交易所使用的价值符号不必非得采用贵金属等手段作为媒介。更重要的是，*土地革命* 后的中共积累了足够多的信用，能够让万亿农民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农村副业生产得到发展，在吸纳人民币、促进货币沉淀在乡方面有力地发挥了作用。而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以不计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所生产出来的民生物资又被政府收购、投放到城市，从而抑制了通胀和投机。没有土改，没有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政治，此类在农村由分散小农生产出来的物资是不可能被官方商业机构成规模地集中起来。在上海的“两白一黑”战争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

中共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部势力介人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人民币是具有“人民本位”内涵的主权货币，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货币本身才具有调节的能力。这些都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归纳。但另一方面，政府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一是对农村传统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也都在自然村（后来大部分改为生产队、经济社）；二是城市资本对“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大都以“三农”作为软着陆的载体。

本书还提到，以成规模劳动投入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也是中国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核心经验之一。这些响应国家号召、从事国家基本建设的劳动力，是参照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进行定价的，显著低于城市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因此，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唯一的可以长期大规模、低成本使用劳动力的国家。

经济危机的下半场：萧条

高通胀压力下，私人资金大量析出进入投机经济，实体经济走向衰败。新中国凭借土改和城乡二元结构，成功地解决了建国后的通货膨胀，完成了整顿市场打击投机的经济作战。但按照周期性危机的一般规律，在整顿物价抑制高通胀之后，经济即转为萧条阶段。于是，中国在1953年推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是为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No problem can be solved from the sam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that created it. -- Albert Einstein.

为了促进工商业资本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政府的第一步是开展各项工作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中央出台了发展交通运输、鼓励私商从事购运业务、鼓励合作社经营土特产、举办物资交流会等等。但这些只是较大程度地恢复了传统小农的集贸市场行为而已。由于货币集中在城市、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较高，城乡之间难以形成商品交换。资本原始积累和分散小农经济也是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制度成本。

这其实也算土改的一个影响。按村社人口平均分地到户，客观结果是旧中国方便城市资本低成本地提取农业剩余的两个农村规模主体同时被消灭—既消灭了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些能够最大规模租入土地进行农业劳作的“规模生产主体”，又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仅凭实物租就能低成本保持农业商品化率的“规模流通主体”。土改一方面切实降低了外部经济主体对小农的剥削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城乡之间因经济分隔而形成本质上对立的矛盾。

这是简单坚持市场经济难以扭转的局面。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提取农村剩余，具有极高的交易费用。农民存粮惜售，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反过来看，城市产业萧条也导致农村土特产收购的减少，降低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和对城市工业品的市场需求。

危机的另一个走向：三反五反

1949—1950年政府打击高通胀、以“三折实”构建国家财政金融基础之后，私人资本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按理说应该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打击投机倒把后的萧条和上文提到的分散小农经济，都对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不利。

在新中国的体制下，伴随危机和萧条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制度成本不能向革命之后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直接转嫁。资本为了最大化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其内生的经济秩序混乱最后在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发生。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大量发生了商人假冒伪劣、投机倒把。

政府直接出手进行逆周期调节，也不可能扭转营商环境劣化、经营者行为劣化的趋势。并且随着政府采购、加工订货等一系列救市措施，这种混乱还蔓延到政府内部，官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的情况十分严重。这直接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军需保障。于是中央要求在城市立足未稳然而却掌握着重要物资分配的各地政府，挟“革命余威”在政府内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

从私人资本走向国家资本

在抗美援朝期间，伴随着“三反”“五反”，另一项“制度变迁”也开始了。在东北地区，苏联的战略性援助让国家资本地位陡然抬升。而回顾建国以来的资本发展，民国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家资本，政府发行货币对私营厂家的物资采购也是国家资本。可以说1949-1952年增长最快的就是国家资本。它比私人资本更名正言顺也更多地占有剩余，对私人资本构成对立竞争关系。战争压力下的政府在私人与国家两种资本之间做出选择，而推行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

本书认为，1949-1952年在城市经济体制演变中表现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国家和私人两种资本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国家资本最终胜出，源于革命战争预付了制度成本、土地革命预付了组织成本、恢复成本低于新建成本、重化产业特征决定市场交易成本较低。

总结

实际上，中国在1950年之后依靠三种制度安排形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元互动时，决策者们并不讳言其应对危机的用意；后人抽掉了危机背景去断章取义地解读，很多重要转变也似乎变得不可理喻了。

这三元互动是:

一是全面土改让占总人口88％的农民脱离城市现代化危机，回归传统小农经济，在乡土中国形成多样化的面广量大的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构建以实物生产为基础，且能够发挥政府逆周期调控作用的国家财政货币体系，既获得了大量增发货币的财政金融主动性，又不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是以财政手段促进工农交换，由此得以让民国高通胀危机软着陆之后的经济萧条，通过政府的“人工呼吸”而回暖。进而，则有中国农村成为此后历次危机大都软着陆的载体

三是直接采取“直接成本”最低的军事手段，辅之以“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强行取缔城市私人资本投机牟利，有效抑制了一般私人企业按照“经济理性”做顺周期造成的对经济危机的恶化作用。

从以上文字简述可知:以占领大城市为革命成功标志的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便在资本集中的城市里遭遇了严峻的危机局面，且因新政权以进城农民为主体而同步发生了官僚主义、

对其他国家的意义

新中国的经验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发展中国家通过解殖运动赢得政治上独立，往往又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为通过“非暴力”谈判形成国家主权是一种与原宗主国的“交易过程”，信息和实力的不对称让被殖民国家出让经济主权以获得其独立的政治认可，往往带来了“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他们向宗主国部分让渡经济资源和/或财政金融等权益，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依附于原宗主国，随时可能堕入发展陷阱，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