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变-从共治到集权
一方是锐意进取积极图变，一方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北宋就在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逐渐衰亡。
双方分别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派。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曾被尊为儒家三圣之一，一言一行更是儒家典范。思想上严格遵守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主张君主治国理应仁爱包容，兼收并蓄。而这种理念与其政治生涯所见所感息息相关，司马光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仁宗时期北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仁宗温和包容的性格，宋朝也在仁宗治理下达到全盛。
司马光曾见证了大宋朝堂敢于直言进谏的宽容之风，皇帝性格温和包容，不独揽大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段时期的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冠名“嘉祐之治”，神宗即位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后退居洛阳。
晚年哲宗即位皇太后代为理政，司马光重回政坛，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多次重提“广开言路”之策，对神宗时期新法采取全盘否定，主张废除保甲法、青苗法、免疫法，恢复昔日旧制。当司马光终于完成了夙愿时，回首北宋早已不是昔日北宋。内忧外患重重困境，犹如一头在刀光剑影中伤痕累累的野兽，即将迎来最后的喘息。
历史对于司马光的政治生涯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他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保守二字贯穿司马光一生，《大宋之变》对濮议之争细节描写直接体现了司马光的保守思想：宋英宗对生父赵允让尊称问题的讨论中，司马光主张英宗称濮王皇伯、称仁宗为皇考，而欧阳修、韩琦顺应圣意称濮王为皇考。立于当下很难想象一国之君、一个帝王竟然因为一个尊崇问题引发持续18个月的论战，而不是放眼于弃江山社稷、国政运转，想来也是大宋之哀。
《天行九歌》中韩非论道，腐儒，一味求圣人治天下，轻视律法的疏导。如果必须一年四季每日都是晴天，才可以五谷丰登，以此治天下，忽略了人性善恶，未免不切实际。
通读下来，司马光其人于政治生涯中理想色彩浓重，具体实施则不切实际，倒颇有腐儒风范，一味追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却忽略了人的特殊性，即统治者本身的格局与高度、思想与道德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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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概述儒家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唯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如果说司马光晚年的政治生涯的任意妄为并无任何私心，想来倒也不尽然如此。
神宗即位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外敌侵扰不断，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内忧外患为北宋政权带来巨大压力。面对这种状况，司马光除了开源节流之外并没有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而王安石的这场变法正是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以“理财”为中心，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司马光的理财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因此开源节流的建议是上层到下层提倡节俭质朴之，戒骄奢淫逸，这样不可避免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即使神宗也认为开源节流收效甚微，更何况这位帝王锋芒毕露，野心勃勃。
王安石理财观则认为：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因此最好的理财方式便是依靠去创造开发更多资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财观，显然神宗更中意王安石的理财之策。
若想成事，最关键的还有获得顶头上司的无条件支持，王安石也深谙官场处世之道。冗官冗兵的背景下，政策想要落实到位，则内部必须做到统一，故而特意设置了变法决策机构三司条例司，其权利凌驾于三思司之上，统一思想，排除异己，从而达到高效工作，这种手段与做法正是太史公自序中的“严而少恩”。
变法虽以失败告终，却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改变了政府入不敷出的局面，为神宗出兵西夏奠定了经济基础，打击了商人对市场的垄断与操纵，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兴建水利，对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无论是王安石的激进的改革，还是司马光保守的态度，皆发生在短短百年间，百年频变，并非幸事。而历史也终归证明：对于统治者而言，一家独大可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2020.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