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方兴未艾？
2018年上半年写的小作业了……
一、本书简介与主要内容
1、本书简介
本书是美国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1988年出版的一本全球史著作，就其本人而言，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她（或者至少是她的丈夫）有伊斯兰（阿拉伯）背景。确实，其夫为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致力于中东研究，这不能不说对卢格霍德的全球史研究有所帮助。说回到本书，这是在汤因比和麦克尼尔全球史研究的基础下，进行的一个新的尝试。
2、观点提炼
本书的核心观点如下：
（1）13世纪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该体系由跨地区的长途贸易和地理扩张推动，但与16世纪以后的现代世界体系不同，并没有一个核心区域拥有霸权地位。
（2）这个13世纪的世界体系由西欧、近东、远东三个中心地区组成，涵盖八个互动的亚体系。
（3）当时的欧洲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许多看似先进的技术与制度来自于当时的其它世界体系。
（4）这一世界体系在14世纪末随着中国的退出及其它原因，陷入解体，欧洲人在此之后重新进入，并利用旧有的世界体系完成了近现代世界体系的构建，但其进入晚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衰落。
（5）没有内在而一成不变的机制在调整世界体系，也没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推动欧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或将亚洲排除出世界体系的中心。不应因为欧洲后来的崛起，倒推历史，欧洲的霸权是历史的而非必然的，是经验的而非普遍的。
3、主要内容
作者在每一章的考察大体导向了最后其欲得出的结论，因此这里的概括也循作者的思路加以进行。因其内容信息量巨大，故不得不采取每章都加以概括的方式。
第一部分 欧洲亚体系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考察的主要是以西北欧、亚平宁为代表的欧洲亚体系。她认为，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罗马帝国势力的退出、蛮族与维京人的迁徙、外部扩张（如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新体系，商业的复苏等过程。此亚体系内部的先后存在的体系为香槟集市、弗兰德斯以及北亚平宁的热那亚与威尼斯。
第二章 举办香槟集市的城市
在本章，作者首先分析了作为交易中心的集市在古代世界中一度扮演的中心地位，接着则以特鲁瓦（香槟地区首府）与普罗万（布里地区首府）为中心，进行了分析。
作者试图通过香槟集市的例证说明的，是这样的观点：外部地理因素对某个地点贸易价值的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香槟集市的人们并没有做错太多，只是新的世界（亚）体系抛弃了这块地方。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世界的核心经济区总是在变的。也许香槟的失败与中国、阿拉伯的失败一样，都是具有偶然因素的正常现象，而非像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说的，是完全必然。
第三章 根特和布鲁日：弗兰德斯
弗兰德斯地区的布鲁日、根特等城市，是作者认为的另一个小体系所在地。最终走向衰弱的直接原因是黑死病带来的人口锐减，虽然意大利地区北部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设法恢复了过来，而弗兰德斯没有。作者认为从中得出的经验是，作为一个体系“中心”，一旦像弗兰德斯一样过于依赖外来资源（不列颠的羊毛与意大利的资本），则会变得比较脆弱。[①]因此，作者在下一章将目光转向亚平宁北部东西岸的两座城市。
第四章 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海上商人
热那亚与威尼斯分别位于亚平宁半岛北部西岸与东岸，因而主要经营的重心也有了不同：热那亚商人主要在伊比利亚、北非一带活动，威尼斯人则集中于地中海东岸等地。贸易体制发生了变化，14世纪各地的世界经济体已经走向了日趋整合的道路，然最后没有完成。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成了本书的一大任务。作者在本章的结论部分认为，意大利的这些商人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包含陆路和水路的体系，中亚的局势变化之下，这个业已形成的世界体系甫一形成便瓦解了。下一部分就将讨论中东的情况。
第二部分 中东腹地
在这一部分，作者考察了14世纪通往东方的三条路线，它们起初聚合，接着相继衰落。
第五章 蒙古人和东北通道
本章讲的是北线，也就是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再到中亚这条路。广袤的中亚草原贫瘠、空旷，起初被大量的游牧民族占领，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推动了这里的统一，在“蒙古和平”的作用之下，一条横贯东西的大商路建立起来。
作者认为蒙古为我们提供的经验主要是一个政权如果控制太过广阔的土地，会导致这个体系陷入不稳定中，同样，贡物寄生制度和不断扩张也是这个体系崩溃的原因。黑死病最终带来的恶性循环，毁灭了北线。
第六章 辛巴达之路：巴格达与波斯湾
这是中线，最古老、最廉价、最便捷的一条线路，在伊斯兰势力崛起之前，大波斯湾地区与红海-埃及之间处于竞争关系，阿拉伯人的统一短暂化解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矛盾，虽然有教宗的禁令，但拉丁商人仍然与穆斯林打着交道。
作者像借中线说明的，是一个地区的兴衰可能不仅取决于地缘因素，还有可能取决于它内部的秩序和这条通道两端经济体的发展情况。
第七章 奴隶苏丹时期开罗的贸易垄断
埃及得以占据这一时期最大贸易线路要冲，不仅在于其地理位置，更因为他们赶走了十字军，加强了政府控制。传统欧洲史学者认为欧洲的商业制度是独一无二的，作者在这里却指出，从合伙关系到合同、康孟达、信贷制度，到货币与银行业，早就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再加上其教义鼓励商业，发展水平领先欧洲多年。
黑死病，给埃及带来了致命打击。它在让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更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加大剥削。虽然欧洲人依然从这里运来需要的东方产品，但13世纪的贸易体系急先锋埃及，最终还是败在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手里。
第三部分 亚洲
总的来说，印度洋周围活跃着三个环路，最西端的印度次大陆、中间的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最东的南中国海，它们的划分乃是根据自然因素（即季风）而非帝国疆域，因而文化影响并没有严格地限制在某个区域内，而是互相交汇。14世纪下叶，中国海港不再接纳远道而来的商人，这是前近代世界体系崩溃和衰落的标志，也就是说，在所谓“西方兴起”的神话开始之前，所谓的东方就已经衰落了。
第八章 印度次大陆：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路上
14世纪中期，印度次大陆体系遭到了重大打击，北部的德里王国被帖木儿洗劫一空；南部新兴的印度教国家不关注贸易与生产。作者在这一事例上得出的经验是，13世纪，印度洋上的权力真空加大。
第九章 海峡两岸
马六甲海峡是海上线路的咽喉，而这一地区常常为印度和中国所影响。印度人带来了梵文和各种各样的宗教，又与阿拉伯人一道使这里最终伊斯兰化。中国则在12世纪的南宋时期开启了长达200年的冒险主义，向马六甲输出了商品和文化。诚然，马六甲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由于它并不生产工业品，某种程度上说仍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阿拉伯人则为这里带来了伊斯兰教和先进的商业管理体制。
马六甲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依附的、被动的体系，极易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影响。
第十章 中国的资源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尝试对外交流，到了南宋时期，更是将海上贸易作为一个重要收入来源。13世纪，中国在海上具有无可置辩的霸权地位。从技术层面上说，中国有一流的装备和武器，而从商品层面上说，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也独占鳌头。中国的商业此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不仅有纸币，还有信贷制度加以辅助。杭州成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最终还是没有迈出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那一步。
作者认为的中国经验是，当其无法再从收缩的外部体系获得较多活力时，便也会转向内在，这是国际的大气候与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共同决定的。
二、基于本书有关问题的讨论
全球史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优势有许多，诸如从长时段观察历史、观察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我想选择两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一是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别史，二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对。
1、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别史
作者在书中举出的两个例证颇为耐人寻味，一是关于威尼斯。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使威尼斯和热那亚都陷入了人口衰退、工商业萧条带来的危机之中，然而，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威尼斯却成了从黑死病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那一个，而不是热那亚。传统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威尼斯的国家资本力量强大，私人资本则处于依附的地位，热那亚反之。因而当危机到来之时，威尼斯有足够的国家力量加以干预。
在《欧洲霸权之前》一书中，作者则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西海岸的热那亚主要从事的是伊比利亚、北非一带的贸易，而威尼斯则把守着东地中海、埃及、红海的贸易路线。即使北线和中线相继衰落，南线（埃及——红海——印度洋）依然能够使埃及保持繁荣，自然也保证了在此线路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威尼斯的经济活力。
另一个例证是中国，有明一代的海禁闭关政策饱受诟病，传统的中国史学家愿意将其解释为儒家意识形态所致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目光短浅。[②]
但作者在本书中运用世界体系的观点进行了观察，发现明朝肇建时面临黑死病、战乱的影响，统治者将更多精力放在内部，本也无可厚非；同时，当时中国处在一个世界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活力来自于外部，当外部的体系收缩时，中国免不了也会受到影响，因而选择退出世界体系。
总之，从世界体系的角度，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国别史，的确能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获得新的发现。
2、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尝试
这一话题在美国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有人提起，不过是在其中国学界，而且也不是直接反对“欧洲中心论”，只是以“中国中心说”取代“冲击—反应”“近代化”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③]作者在本书中反对的，应该是一种“倒推式”的欧洲中心论。[④]
作者在书中进行了很有力的反驳。她认为许多所谓的现代性因素，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的簿记制度”[⑤]、货币、信贷制度等，其实是欧洲人借意大利商人之手从东方学来的；同时，在16世纪的世界体系尚未建立之时的体系中，欧洲其实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无独有偶，作者的这样反驳的观点，不仅在全球史领域激起了巨大反响，更是引起了美国比较史学界以及中国学界的注意，其中继承其衣钵的，自然要首推加州学派[⑥]的学者们。
不过在具体谈论“加州学派”之前，其实也要对所谓“欧洲中心论”做出一点辨析，我们系的黄敬斌老师指出，“欧洲中心论”其实也不是一种学术实体，而是被其反对者所定义，具体来说，“欧洲中心论”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欧洲一直是字面上的“中心”，另一种是倾向于说欧洲具有特殊性。[⑦]
第一种是说欧洲在世界体系里一直处于所谓的中心地位。贡德·弗兰克、王国斌、彭慕兰等人所要反对的是这种观点。尤其是贡德·弗兰克，他主张的是“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从世界体系整体运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欧洲的暂时领先。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领先，与1800年以前亚洲的领先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只是“世界体系”的阶段性运行的现象。
王国斌、彭慕兰要反对的，也是各种形式的“欧洲特殊论”，即反对认为只有欧洲才能产生工业变革的观点。王国斌认为，在19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变迁的模式、动力、前景方面都非常相似[⑧]；彭慕兰则直截了当地在比较之后指出，东西方的“大分流”在19世纪才真正产生[⑨]。
第二种欧洲中心论则是说西方的模式具有普遍性。李伯重认为将欧洲经验普遍化，并将人类历史发展认为是一种单一轨迹的过程，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多元的，不应该抹杀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可能具有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应用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
《欧洲霸权之前》一书，对两种“欧洲中心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应。作者先是用世界体系的变换的事实和相关理论，否定了“欧洲一直处于中心”这一观点；接着用欧洲的许多因素来自于其它体系，否定了“欧洲的路是唯一道路”这种观点，诚然，作者的论证方式与观点与“加州学派”的学者们不一定完全相似，但这条学术脉络，我想应当是比较清晰的了，他们都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历史本来便应该是多元丰富的。
然而，我认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应“现代世界的诞生”这个问题，这也是作者问题意识之所在。欧洲正是在13世纪的世界体系衰落之后的真空期里，进入，并且利用旧时代的商贸圈重构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三、一些商榷之处
1、材料问题
本书大体上在论及不同地区的历史时，都能尽量使用比较一手\原始的资料（虽然多为译本），诚然，出现了第149页的注释里运用某种材料时，不得不采用维吾尔语的古汉语译本的德文本的英文译本之情况，但已实属不易，不应该苛求。
不过，还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关于欧洲史的材料，作者大体能做到使用一流学者的著作这一原则；关于中东，我不太懂，但中国史这一方面，也许值得一说。可能是时代所限，作者大体征引了何炳棣、加藤繁、费正清、王赓武等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然同时也用了不少二三流学者的作品，可能在材料上倒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
如，作者在注释中遗憾地表示，因为材料限制，无法对首选的研究目标泉州（刺桐）进行研究，而不得不转向13世纪的杭州。有关泉州的材料，是一位青年学者所提供。然而，港中大的苏基朗先生用英文写作的《刺桐梦华录》堪称泉州研究的典范著作，可惜此书在1999年才出版，也许这边是时代原因带来的遗憾吧。
2、译本问题
这其实不是作者的问题，但姑且也放在这一部分讨论。本书的翻译大体准确、流畅，但似乎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一个编辑失误，中译本第114页：
威尼斯的个体企业严重依赖于国际资本……
读到这里我颇为奇怪，因为这一段讲的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家的关系，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国际资本”？查英文版，果然：
In Venice, the arrangements were closer to state capitalism with a strong subcompoent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英文版第23页[⑩]）
推测是拼音输入法之讹，应为“国家资本”。
还有一个则是学术概念的理解值得讨论，中译本第29页写道：
13世纪的罗杰·培根注重宗教，而16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注重政治，这是欧洲专制主义国家取代宗教秩序的明证。
读到这里，“专制主义”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其经常运用的语境是某些东方国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potism”，而据我所知，在西欧史语境下仅有“绝对主义”（Absolutism）一词，查英文原本：
……testimony to the supplanting of religious orders by the absolutist state in Europe.（英文本第23页）
欧洲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与所谓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区别还是颇为明显的，在这里用“绝对主义”，可能比较合适。
另外，对于这一段话本身我也有所怀疑：英格兰能代表欧洲吗？再者，16世纪的欧洲，恐怕还是生活在宗教秩序的之下，纵然，1515年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绝对主义君主制之始，但真正形成，恐怕还是要到200年以后的路易十四；而且，直到大革命之后，欧洲的国家才有压倒宗教秩序的倾向，作者在这里也许有拔高欧洲发展程度之嫌。
四、结语：全球史还需要什么？
我们并不应该用苛责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史，但也要认识到：其目前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同时，谁来书写全球史，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对于那些没有可释读的文字材料传世的地区（如美洲），又应该如何把他们纳入全球史的框架？
五、参考书目
（以引用顺序排列）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著，杜宪兵译：《欧洲霸权之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月。
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王国斌著，李伯重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①] 这也许很容易想起目前中国的某些“高科技”产业，如桌面和移动处理器、操作系统、内存颗粒等等。
[②] 当然，亦有中国史学者认为这是明清“原额主义财政”所导致国家经费不足，供养不起舰队（或认为出海贸易投入-收益比太低）所导致的。参见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以及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③] 即认为中国本身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动力，而非西方外来的因素，这其中隐含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诘。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月。
[④] 即因为欧洲（尤其是西欧）在16世纪以后率先完成工业化、获得霸权而认为这一结果存在历史必然性，从而以此看待过去，在历史上寻找各种蛛丝马迹进行附会，把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欧洲的优越性。
[⑤] 参见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⑥] 加州学派不是一个实体的学术共同体，而是被其反对者所定义，具体来说，代表人物有贡德·弗兰克、李伯重、黄宗智、王国斌以及两获“费正清奖”的彭慕兰，因其工作地（学习地）都在加州大学分校系统，故有此名。王国斌在1997年出版了比较史学界的典范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则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里明确引用了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著作，而这本书最终获得了美国中国学界最高奖项“费正清奖”。
[⑦] 黄敬斌：《两种“欧洲中心论”，兼谈加州学派的历史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41-147页。
[⑧] 王国斌著，李伯重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⑨]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⑩] 参考英文本为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与中译本所用是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