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P22

斯密真正的创新另有所在。众所周知，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公平地说，当时没有经济学系，但即便有，斯密也不太可能放弃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地位加入其中。斯密临终前修改的是《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斯密并没有打算开创经济学这门科学，而是投身于另一项更宏大的工程，即将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结合成一门人文科学。7经济学只是他远大计划的一个方面。
    如前所述，斯密并不反对国家对贸易的管制一他反对的是以穷人为代价使富人受益的贸易管制。48他强烈反对国家管制，因为他默认国家管制是为了帮助富人变得更富，从而使其他人陷人贫困。他抨击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垄断、敲诈勒索、关税、赏金，抨击强迫劳动、分成制和奴隶制的做法，以及以如此巨大的代价从被殖民的土地和人民那里榨取大量财富的帝国主义制度。49《国富论》就是“他试图将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利益追求与市场经济和精心选择的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尝试”50。
    在这一方面，斯密与17世纪的著作和公认学说背道而驰。即使是17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家也认为，低工资对于促进劳动力参与和确保良好的海外贸易条件是必要的。51他们对穷人的最大关心仅限于找到迫使他们从事廉价劳动的方法。这与斯密的观点完全相反，斯密反复捍卫穷人的权利，提倡仁爱。
    对于一个熟悉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经济文献的读者来说，斯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将哲学和道德关切一正义与同情的问题一融入一个已经将这些问题搁置一旁的贸易文献中。抽象化、经验主义、对经济规律的关注、商品流动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困难等问题他都有所涉猎。他深谙价值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这些理论已经发展了两个世纪。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之处是他对重商主义者的阐释，而非他当时的伟大创新，即将道德、公平和仁爱的问题重新引人经济研究，并将这些问题植根于对公众利益的深切关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