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秋书摘：《我的父亲苏秉琦》

昆明当时聚积了很多的优秀知识分子。有位从事植物生理研究的汤佩松先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熟识并常有走动。那时在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位于黑龙潭西北方向约五公里）的聚会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有人曾将它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每次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难免为之神往或难以置信。父亲则说，他们和王厂长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们像是在没有外人理会也没有干扰的安静的地窖里慢慢孕育发酵成为了精品。
p67
    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遥想当年世事，转瞬已成云烟伤怀之思，苍然神黯。
p82
“怎么我们有人思想境界如此狭窄到了极点，以为光是那些玉器和其他器物是文物、而墓室布局、那些砖瓦和四周环境就是废物了呢”、“考古不是挖宝，挖宝至多是考古工作的极小部分、次要部分啊、这是大问题呀，你我必须要在适当场合反映这个意见”。这样的有共鸣的言语一直延续到70年代。记得父亲对他说，五棵松，现只剩下地名了，那五棵松树多挺拔高大呀，难有的美，也被枪毙了。这点我们远远比不上苏联专家啊。当年苏联专家视察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工地的施工现场时，我们的工程师说，大厅门外西侧的这棵碍事的树马上就会铲除掉，请放心。可苏联专家说，那太可惜啦该留下它啊。
p117
    大概是1963年初，表伯伯来家做客后，我送他出了宿舍大门回到家里，无意中说，裴伯伯可真的很幸运，一下子发现了个大宝贝（意思是挖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碰上了好运气）。却没料到，父亲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明显地生了气，片刻之后才很严肃地说了如下一连串的话
    那时，如果他到了现场不去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只满足于完成指派给他的行政任务，会有后来的成果？对那个挖掘现场，多少人都觉得没戏了、撤退了，才把这不看好’的“鸡肋”交给了他。如果他也认为这场挖掘没希望，草草了事，也许此后再也不会被发现。直到那关键的一天，多少人觉得天色已经又黑又冷，该下工了，只有他心里觉得还有可能，这才坚持再亲自试挖了那里一次。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或许那个头盖骨永远不为人所看到。
“要注意，许多重要现场的发现都是被那些认为可能会有的人获得的。如果你心里不认为那里有，那发现它的人就不会是你。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你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也许只是时间滞后，不久后会被别人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野外发掘工作中，本该现的你却没发现，作了否定，这损失就大了，即文物的不可复制性与唯一性。
p121
    在1950年至1978年间，两个人偶有信件来往，都是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古书籍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观念问题。他像是要等建一个私人的中国书籍小图书馆。一次，我见到父亲正在认真地看他的来信还把里面几段重要的话作了记号。我注意到如下的字句：我的友人很想得到你的这个著作（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但我们无法把书的款汇给你，是否让他给你购买价值相当的德文书籍邮寄给你。”我归纳了他的一些言行后，觉得他账目算得十分精细，像是位斤斤计较的、很抠门的人。父亲回答说，你要懂得这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他斤斤计较，反而是来自互相尊重。等你和外国友交住多了，自然就会慢慢体会到了。p127
父告诉我，傅吾康先生一直强调，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尽管有反复曲折，但毕竟有很敦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且资料极为丰富，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没有的。中国的古文字和现代的文字也是一脉相承的，而的文明古国的古文字早已逝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于父亲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可能会很有启发，而且很有可能融合到了他的学术思想里。
父亲多次说，德国学者的一个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严谨：无论研究什么，首先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资料，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社会科学则要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并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尽可能取得联系，对全世界研究动态，基本上都要掌握。对研究范围内的各种学说学派，都要了解。为此而大量搜集资料，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搜集。之后，オ努力分析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而论述严密、结论可靠性高。我想，父亲也会从这里吸取一些经验吧，例如他在各个地方都是多看、多问、多想还有多用手触摸，还多记录（包括绘图）。p129